留在古吉拉特的潘蔚，每天都从皇太子口中，得知更多关于莫卧儿的消息。

        他在工作笔记中写道：

        “印度莫卧儿国，已完成建制分权，但此制度漏洞百出。”

        “地方各省，设置省督，犹如前明之督抚。省督之下，有苏巴达尔与迪万。苏巴达尔，可视为布政使。迪万，专掌一省之财政。”

        “莫卧儿国皇子，皆受封为总督。一人管理一省，或一人管理数省。亦有宗室或勋贵，被莫卧儿君主封为省督，此等勋贵必然家住德里或阿拉格，其家人如同被君王掌握的人质。”

        “然则，莫卧儿皇帝已老迈昏聩。各省之省督，权位愈重，可自行铸币，可随意任命官员。省督之升迁更替，期限不断延长。长此以往，不出百年，省督或为州牧，呈汉末割据之局面……”

        省督割据独立，就会变成土邦，大约再过五十年便陆续出现。

        当然，还有其他土邦形式。

        一种是拉杰普特人，也就是上千年来，陆陆续续抵达印度的外来民族。他们拥有自己的地盘，拥有自己的军队，在莫卧儿帝国保持相对独立。

        一种是资本地主与军事集团结合。随着莫卧儿的商业发展，地主不断侵蚀权力，甚至获得商税征收权，渐渐有了商人和银行家的身份。长期的战争和混乱，导致传统军事体系衰落，地方实力派开始训练西式雇佣兵。这种模式很费钱，得向商人借贷，渐渐的军事集团跟商人地主结为共同体。

        英国殖民印度的时候，印度遍地是土邦，形成原因就是以上三种。

        此时的莫卧儿，还处于皇帝集权的巅峰，但已经出现统治崩溃的征兆。

        根本原因，是沙贾汗的穷兵黩武，掏空了整个帝国的财政，迫切需要停下来修养生息。为了缓解中央财政压力，不断给省督更大权力，让省督自己在地方弄钱养兵。

        下一任皇帝，首先要做的，就该是收权和裁军。

        然而实际情况是，皇帝还没死，只是病重了，四个皇子就开始打仗。军队数量越打越多，省督权力越打越大，养蛊上位的新皇帝，又面临此起彼伏的起义军。不但不能裁军，还得继续扩军，扩军之后更不能裁，只能对外用兵转嫁内部矛盾。

        于是，泰姬生的那个不孝子，将莫卧儿帝国领土扩张到巅峰。此人一死，地方失控，省督纷纷割据为土邦，中央再也无法掌控各省的军政大权。

        英国东印度公司，趁机跟土邦勾结，疯狂攫取巨额利润。

        如今的莫卧儿，地方官还都非常听话。

        皇帝沙贾汗热情接待中国使团，首都的贵族们立即响应，争相拜访使节团成员，隔三差五设宴款待。使团返回的路上，地方官员也殷勤接待，生怕怠慢了皇帝的贵客。

        如此情形，不存在任何危险，皇帝罩着使团便无人敢动。

        无惊无险的回到船上，潘蔚递交自己的工作报告，其他人也将沿途所见汇总上交。

        下一站，波斯。

        跟莫卧儿帝国一样，萨菲波斯也正处于全盛时期，君主集权体制已经到了巅峰状态。

        波斯国王阿巴斯二世，集政治、军事、司法和宗教大权于一身。甚至，全国大部分土地，都被宣布归王室所有，部分土地以禄田的形式分封给官吏。而农民，无权拥有土地。

        阿巴斯二世励精图治，不但持续收复失地，而且兴修水利、改良耕作、减轻赋税、鼓励工商、修筑驿道、奖掖文艺……就整体而言，国力已经远超莫卧儿，难怪能从莫卧儿手中夺回坎大哈。

        别看这是个绿教国家，社会风气其实非常开放，甚至绘画作品当中，经常出现**的女子。

        潘蔚给予波斯极高的评价，在工作笔记中写道：“波斯古国，非浪得虚名也。此国文化昌盛、人民富庶、商贾云集、百业俱兴。国民洁净自爱，街市并无污秽，较之莫卧儿国，有天壤云泥之别……”

        一句话，萨菲波斯属于文明国度，能把莫卧儿甩出八条街。

        就连奥斯曼帝国，都被此时的波斯给吊打。从奥斯曼手中，波斯接连收复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库尔德斯坦、苏摩尔、巴格达等地。又把葡萄牙殖民者，彻底赶出了霍尔木兹海峡。

        亲卫首领郑大用，也在笔记中写道：“波斯之兵，军容整肃，城市驻军亦如此。更兼幅员辽阔，兵源不竭，非遇内乱，不可强攻。”

        来自钦天院的蔡云程，却写出完全不同的评价：

        “波斯土地，皆属王室。此国官吏，并无俸禄，由君王赏赐禄田。此非先秦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天子分封诸侯而已。官吏所得禄田，岂愿退还给君王？如此，必致官吏世袭，终而控制地方，形成大小诸侯。诸侯愈多，便与君王离心离德。”

        “此国小民，无权拥有土地。无恒产者，无恒心也，民心必不在君王。乡野所见，多有饥民，卖儿卖女者众，自是民不聊生之状。不出五十年，波斯必乱，分崩离析之日近矣。”

        “嗟夫，我国圣天子，何其贤明也！陛下出自布衣，深悉小民之心，更悟得天心即民心之至理。遂作《三原论》，阐述君臣民之大道，如此大同社稷方能永世安定。波斯君臣，不知此道，视农民而如草芥，焉有不亡国之理？”

        潘蔚的着眼点，是波斯的城市和市民阶层。

        蔡云程的着眼点，却是波斯乡下的广大农民。

        历史上，萨菲波斯的衰落，正是源于农民起义，奥斯曼帝国趁机入侵。

        夜间，二人饮酒闲聊。

        蔡云程笑着说：“如今的波斯，恰似前明的万历中期。城市何其繁荣，商业何其兴旺，文化何其昌盛，农民……何其悲惨！你是富家大户出身，自然只看到波斯城市的光鲜。我却来自乡野农家，知道农民没了活路，那是真的要揭竿而起的。”

        “蔡兄夸大其词了，”潘蔚不以为意，“我看这波斯，虽不沐圣贤教化，却也已经非常难得。我向城中商贾打听，都说此国君王，是一位仁慈贤明的君主。便是城中小民，也对波斯皇帝称颂有加。你我这次出海，沿途经历大小国度，有哪个比得上波斯的？”

        蔡云程不屑道：“我看啦，你的中小学都白念了，根本就不认真领会《三原论》。农民才是国之基石，而波斯农民，连拥有土地的权力也无。这个波斯皇帝或者仁慈，那下一个呢？下下一个呢？遇到仁慈皇帝，波斯农民也已贫弱至此。你看那海港城市当中，有一条街专设人市，皆因农民卖儿卖女所致。再换上个暴君，农民求生不得，那就只能求死了。奋死举义，揭竿而起，杀了皇帝再造乾坤！”

        潘蔚无法辩驳，只能说道：“危言耸听，危言耸听！”

        蔡云程冷笑道：“我危言耸听？这繁花似锦的波斯，其实连大明都不如。大明再是腐败，至少农民子弟苦读，还有科举做官的机会。而波斯呢？官吏皆为世袭，农民毫无出头之日！”

        潘蔚明显多喝了几杯，醉话脱口而出：“既为农民，安心种田便是了，还要什么出头之日？”

        “去你娘的，伱再说一遍试试！”蔡云程勃然大怒。

        潘蔚自知失言，尴尬赔笑道：“是我不对，自罚三杯。哈哈，自罚三杯。”

        蔡云程拂袖离去，已对潘蔚厌恶至极。

        醉话，才是心底话！回到自己屋里，蔡云程奋笔疾书：“陛下布衣起于江西，聚民心而涤污秽，重开朗朗之乾坤。而分田之政，为士绅富户所恶。田连阡陌，奴仆成群，此人之欲者。当今朝廷诸公，贫贱出身者多，而能‘存天理，灭人欲’者几何？有朝一日，或化为豺狼，饱食天下民脂民膏也。吾辈士子，当谨记陛下教诲，谋天下万民之福。便千夫所指，亦当坚守本心！”

        虽然有些喝醉了，但蔡云程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他继续写道：

        “圣贤有言，存天理，而灭人欲。食君禄，分君忧，食民禄，勤民事，便是天理。士农工商，各尽其责，便是天理。一朝得势，为官为吏，贪婪索取，便是人欲。为民富有，兼并土地，蓄养奴仆，便是人欲！”

        “存天理而灭人欲者，既为谨遵三原之论。三原公论，田政为首。破坏田政者，祸国害民之辈也，当人人得而诛之！满朝公卿，乡野豪右，狼子野心者不少，当时时警惕其祸乱天下。”

        “吾就读于金陵大学之时，曾查阅前明档录。一条鞭法改革，源于大明官田之废。而大明官田之废，在于公卿豪右侵占官田。此种侵占，占其田而不纳其赋。大同新朝之田政，不许土地买卖，此与大明官田并无二致。当谨防公卿豪右，侵吞民田而不买，破坏田政又无罪！”

        啥叫侵吞民田而不买？

        就是百姓破产了，只能卖田求活。而大户人家，不敢破坏田政，于是不交易土地所有权，把土地永久租赁给大户，自己变相成为大户的佃农——明代的官田，就是这样被侵占的。

        蔡云程已经决定，等回到南京，就上疏请求陛下，把田政的漏洞给补上。

        至少，从法律层面补上。

        今后即便田政败坏了，遇到敢作敢为的官员，也有十足的法律依据对豪右动手。

        接下来的旅行途中，蔡云程不断充实自己的理论。他打算创立一个学术派别，或许可以称为“天理派”，认真贯彻赵瀚的制度就是存天理，破坏赵瀚的制度就是违背天理，就是被人欲支配的伪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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