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二年（1019年）夏五月，在经过近半年时间，跨越万里长途之后，康王刘晔终于抵达帝国西京。这一路漫长而辛苦，对年近六旬的刘晔而言，不管是意志还是身体，都是一种考验。

        不过，刘晔的意志是经过岁月与世事千锤百炼而成就的，因此道阻且长，但他走得从容，行得放松，精神上也没有什么负担。

        就像是沉下心来，完成人生中一场难得的旅途，一路上，他考察着安西军政，巡视自己的王国领地，同时也观察着大汉西北诸道的军政状况，遇到那些他年轻时曾履足、奋斗过的地方，也会停下脚步，追忆往昔，动情之时，甚至老泪纵横。

        而从进入高昌道后，一直到关内，每到一大城，刘晔都拒绝当地官府的礼物迎奉，只要求他们把当地的中下层僚吏、行伍、士绅、商贾、百工召集在一起，听他为康国展开的“宣讲”。

        过去，安西三国常有使者、官吏，到大汉内地来宣扬政策，传播名声，以招揽人才，但那些下面的牛马走，如何能与堂堂康王亲自开讲延请相比，明显更具权威性以及诱惑力。

        即便很多人，都只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去参加刘晔的宣讲会，但依旧有一部分人为刘晔描述的蓝图所吸引。安西三国，为了从帝国吸引人才人口，已经使用了不少手段，明里暗里，黑的白的，可是煞费苦心。

        当然作为康国的王，又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刘晔还是得走堂堂正正的路，他重点讲述是康国的“人才（口）安顿计划”。

        作为一个驭民百万的王，刘晔也深谙如何打动人，开疆拓土、建功立业什么的对西北士民已经不大管用了，因此，刘晔所言所述，都是最实际的东西，重点就着眼于“利益”二字上。

        刘晔详细地介绍了康居国所拥有的大片优良水土、草场与特产，城市、人口及贸易，以及王国制定的对汉地人口优越的安置政策。

        当然，类似的政策宣讲，此前康国的使者、专吏已经做过，但从刘晔嘴里亲口说出来，效果就是不一样。同时，刘晔一点也不绕弯子，甚至不避讳谈及钱与权，甚至对一个汉人入康能够产生的经济效益，都被赤裸裸地明码标价了。

        只要是汉人，去了康国，官府会发钱、土地、耕牛、农具，甚至会分配仆（奴）从（隶），前三年一切税收减免，这还是针对普通汉人劳动力的。

        至于有学识、文化抑或有特殊技长的，待遇就更加从优，同时，在移民上有突出贡献的，比如能带百人前往康国的就能当营所制下的都头，五百人就能在官府谋个镇长的职位，上千人那就能成为营主，连同仆从人口在内掌管数千人的生计乃至生杀大权。

        也不要怕康国没有足够的钱粮、牲畜、工具，在几十年的扩张掠夺中，康居国攫取了大量财货，刨除内部封赏以及正常行政、军事支出，依旧有足够的积累来满足人口安置计划的长期进行。

        当然，财富与奴隶都是有上限的，先到先得，后来利短，这是必然的，因此，有志西进者，需要抓紧、从速，否则机会只能让其他人抢了去.

        刘晔的一番宣讲动员，对于帝国西北的上层权贵抑或底层黔首，诱惑力都不是那么的足，前者在国内已经是人上人，后者所求也不过一个安稳与温饱。

        但是，对于处于中间阶层的，包括墨吏、退伍官兵、商贾、工匠等城市小民，还有那些不安分的流氓无产者、黑恶势力，却有极大的吸引力。

        康国，是为他们这些人，提供了一个发财的机会，一个阶级跃升的平台。有些事情，在大汉帝国的体制下，要想实现需要千难万难的努力，但在康国这样的封国，实现的难度却呈指数级降低。何况，哪怕冲着康王人格魅力以及郑重保证，康国也是值得一去的地方。

        只要是个人，就没有不想往上爬的，就没有不想着骑到别人头上做人上人的，说不想的，要么他已经实现了，要么就没有能力或者碰不到机会，一旦让他碰到了，再看看其嘴脸如何？

        再退一万步，那些虚的都不提，就冲刘晔拿出的一项重磅诚意，就值得一众冒险者蜂拥而去。那就是，康国决定把和州地区的玉石产业拿出来共享，欢迎汉地商贾前去采掘、经营。

        玉石，由于其特殊的意义与象征，千百年来，在中国都备受推崇，围绕着玉石，也诞生了一片庞大且覆盖面极其广泛的市场。

        尤其在太平时节，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不论什么阶级，只要薄有资产的，基本都会想办法搞一块玉，做成配饰。

        而在大汉帝国，即便从开宝时代算起，整体上也太平了快六十年了，其中又伴随着人口的激增，生产力的提升，商品经济大爆发，社会财富大积累，自然也催发了玉石市场的大繁荣。

        这个市场的广阔，几乎是无限的，关键就在于，玉石尤其是优质玉石的原材料资源的匮乏，而过去几十年，帝国最大的玉石产业链的源头在哪里？

        毫无疑问，是于阗！乌玉河、白玉河，两条河流，虽然不产黄金，但在于阗权贵的眼中，就是两条流淌着财富的黄金水道，由二河出产的各类玉石，在大汉市场从来都是供不应求的。

        但是，这一笔财富，几十年来确一直掌握在于阗国的权贵手中的，外人根本插手不得，通过玉石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满足自己奢华生活的同时，还能养兵、养民。

        于阗所拥有的玉石之利，显然也是其灭亡的原因之一，如今，轮到康国掌握“玉石大盘”了，并且明确表示，愿意将之分享出来，可想而知造成的影响有多大了.

        刘晔一路东来的种种言辞作为，在西北大地掀起的阵阵波澜，自然通过武德司的情报系统，完完整整上呈于皇帝刘文济御案上头。

        得悉其事后，刘文济除了赞其处变不惊、从容有度之外，对其苦心孤诣，甚至不惜拉下脸面自卖自夸，以吸引招揽远人，发展康居国的做法，也颇感唏嘘。

        其所言所行，似乎已经能够说明其为何冒着逾制乱法、遭遇帝国反噬的风险，去吞并同属藩国的于阗了。他是明明白白地告诉皇帝与朝廷，康国要发展，要立足西域，要维持和巩固汉人的统治。

        作为帝王，刘文济甚至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刘晔，然而，他是大汉帝国的皇帝，汉族国度最高的统治者，他必须得站在中央朝廷的立场，站在汉帝国宗藩体系的格局上来考虑问题。

        不过，对刘晔于沿途宣讲招揽人口、人才行为，刘文济却没有设阻，这也导致，刘晔入京一行，就为康居国吸引了超过三万的汉族移民，当然这个数据是没有经过官方准确统计的，但效果是很明显的。并且，“康国民”的转化率也不高，因为其中有半数的人都是为了去从事玉石相关生意。

        同时，刘文济也按下了朝廷内部，因为刘晔姗姗来迟，而准备的欢（弹）迎（劾）仪（攻）式（讦），就事论事即可，更多的，细想着来，实在没有必要，徒惹人非议罢了。

        时隔十数载，刘晔再次踏足大汉帝国京畿，上一次，还是太宗皇帝驾崩之际。需要指出一点，在康宗皇帝驾崩之时，亲自到帝京奔丧吊唁的封国王就已经不多了，安东王刘文渊这种过分积极的人不多。

        拿安西三国来讲，当时只有北廷王刘文共亲赴洛阳，但更为主要的目的是看望其父赵王刘昉。至于刘旻、刘晔两兄弟，只是遣有身份、够资格的重臣为使，赶赴西京，代为致哀。

        十多年的时间，有多少物是人非，又引发了刘晔多少的唏嘘感慨，就不赘言了。不过，当康王那一副一脸迟暮、形如枯槁的模样落在帝国中枢君臣眼中时，都难免生出恻隐之心，当然，这份恻隐根本上是源于刘晔的身份。

        玩政治的往往心脏，但不意味着同情牌、感情牌不能打，这得看时间，分对象。康王刘晔，毕竟是世祖皇帝的儿子，是当今天子的皇叔，年纪既长，面对朝召令，不辞辛苦，万里迢迢，实在是不容易。

        晚年这趟辛苦且漫长的旅途，又赶在一个不那么适宜时节出发，跨越冬、春、夏三季，其中仅季节的变化，就足够人受的了。就是正常的青壮年，都未必能扛下如此一段旅途，就更被替老迈且本就有疾的康王了，也就是拉长了赶路的时间，否则刘晔早就客死途中了。

        因此，可想而知，刘晔最终是以怎样一副形象出现在帝国君臣面前，即便保持着基本的体面，但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暮气，总是让人戚戚然。

        在广政殿中，政事堂里，当着皇帝、众宰、礼部、理藩院等诸多相关部司重臣的面，当刘晔解开衣袍，裸出上身，露出那密密麻麻、大小小的创伤印记与疤痕时，帝国君臣明显被震撼到了。

        无法想象的不是创伤什么的，而是这些伤痕会如此密集地出现在刘晔身上，都知道安西三国常年战争，三王更是屡次亲自统军作战，但是作为国王与统帅，总不至于像一般的军汉那般，披坚执锐，厮杀于战场吧

        但刘晔身上的伤，已经足够解释一切，战场之上，刀箭无眼，中亚战场上的大小战斗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多少次面临危机，多少次刘晔亲自率队冲杀方扭转战局，这些他自己都数不清楚。

        他们这些人，是受到世祖皇帝遣派，是受世祖皇帝钦封，多少生死危局，多少流血牺牲，朝廷若是罔顾这些，不加辨别、不通情理地拿那些冷冰冰的宗藩条文来问他刘晔的罪，那么，莫说刘晔，整个康国，整个安西人心都会不服！

        比起这些铁与血印记，尉迟珏的求告则显得更加无助与悲情了，康王当面，这年轻人连头都不敢抬一下，就仿佛他才是犯错的那个人一般。

        而在于阗故土的事情上，尉迟珏注定只有一个悲情的结果，且不提皇帝与大臣们是什么想法，康王刘晔都还有大招，他提出了一事，世祖在位时，曾与他言：于阗虽曰臣属，其心不纯，他日，你自取之

        世祖皇帝究竟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谁也不知道，都无法从起居注中去寻找，因为不是世祖所有话都有记录，但这样的话从刘晔口中传出来，却有其可行性，至少不能完全否决有其事。

        当世祖皇帝这座巍巍大山被刘晔搬出来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广政殿的质询都成了笑话，先去证明其言是否真实吧。对这样的结果，即便涵养如皇帝刘文济，在离开之时，脸色都不禁有些难看。

        康王刘晔，也再度让人感受到他这个人的“叛逆”，循规蹈矩不是他的风格，出其不意则往往把人陷入尴尬的境地。

        而实事求是地说，他这样的做法，是很危险，也很犯忌讳的。与世祖皇帝有亲密关系的人可多了去了，在世的也有不少，若每个人都壮着胆子，高举“世祖口谕”来行事、谋利，那天下还不乱了，又置当今天子于何地？

        因此，比起康国灭于阗之事本身，刘晔在广政殿上所奉“世祖遗命”，才是更为重大的政治事件。此风，更不可涨！帝国中枢，君臣上下，对此都看得很清楚，尤其是皇帝刘文济，对此格外敏感。

        不过，就在刘文济为“世祖口谕”而愤怒难抑，绞尽脑汁考虑压制办法，以消除恶劣影响时，并没有太久，他就发现，他又白费了心机。

        康王在回京过程中很高调，但在进京之后，却低调得不像他本人，这一点，主要从他回京后的交际往来体现。准确地讲，几乎没有什么交际，朝廷大臣，公卿权贵，皇室宗亲，除了四哥赵王刘昉之外，他是一个没见，更没有拜访联络，让其代为说项，以彻底达成吞并于阗的目的。

        便是过去与康王一脉有所联系的人脉资源，刘晔也没有巩固的意思，别人主动找上门，同样婉拒。除广政殿接受质询之外，刘晔只主动去拜访过刘昉。

        刘晔这辈子，大概除了世祖皇帝，就没有能折服他的人，便是武德充沛的四哥刘昉，他打心里，也未必有表现出来的服气。

        只不过，如今年纪大了，青壮年时的盛气，总是被岁月时光消磨掉了大部分。再面对赵王四哥时，大概也是刘晔这辈子第一次真正心平气和地同刘昉进行交谈，没有攀比较量，没有功利之心，只叙兄弟情谊、光辉往事。

        在刘晔长达三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于刘昉还是有重大交集的，尤其是榆林平叛之时，那是刘晔初出茅庐，那时的刘昉已经是功成名就的帝国亲王、宗室统帅了。兄弟二人交谈的，当然也离不开战场、军事与兵法，对榆林平叛以及西征经历，是谈得最多的。

        对刘晔来说，最值得高兴的，大概是第一次从四哥嘴中，听到盛赞他们在中亚地区开拓进取的成就与荣誉，包括对他个人的认可与赞赏。

        不过谈及于阗之事时，刘昉并没有表态。等告别刘昉之时，刘晔显得有些怅惘，因为他发现，即便颐养天年了，这个年近七旬的四哥展现出的风度与器量，也不是他能够比拟的。

        对于骄傲如刘晔者，认识到不如人很困难，而承认不如人，哪怕再洒脱，对他的精神都是一种打击，这意味着放弃了内心那股名为“不甘”的坚持。

        在拜访完赵王之后，刘晔在京中旧邸又闭足两日，然后备好祭品，再度去拜祭世祖皇帝，只不过，这一回没有去太庙，而是出城北去邙山，在山脚下大哭一场而归。

        又两日，刘晔于洛阳康王府与世长辞

        而康王之薨，也让皇帝刘文济坐蜡，让朝廷陷入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万里迢迢把人召来，要兴师问罪，结果罪没问道，牵扯出一个“世祖口谕”，人还就在京中没了。

        这事，只能说办得太疵了！到了这个地步，再去计较“于阗事件”什么的，也毫无意义了。虽然不是刘文济的做事风格，但此事终究还是以一种虎头蛇尾的方式收场。

        康居吞并于阗之事，得到朝廷的金册授命，那是怎么也不可能，但朝廷决定采取默认态度。至于于阗的流亡君臣，则在不久之后，便被理藩院派人，“护送”着前往安西去了。

        安西国那边，在刘旻时期，便已经同意划出一块地盘，给于阗君臣栖身，让其复国。只不过，位置由安西那边决定。

        安西方面还真就不小气，好地方，呼罗珊，从那里划出三城十镇的地盘。最大的问题在于，其治下以波斯人居多，隐藏着大量的msl，同时，还是直面伽色尼威胁的前沿地区。

        在这里稍微扩展一下，尉迟珏到呼罗珊后，靠着此前的积累、朝廷的部分支持以及“于阗国王”的号召力，在一干追随者辅助下，还是初步将国家给建立起来了，并且组建了自己的军队（虽然规模不大）以及行政机构（虽然只是草台班子）。

        不过紧接着，苦日子就来了，刘旻之死不只对安西国震动剧烈，在ysl世界同样掀起了波澜，来自东方的征服者死了，可谓大快人心。

        尤其是伽色尼王朝，在刘旻手上吃足了苦头的马哈茂德，在得知其死讯之后，迅速将目光从印度转移到北方，收复呼罗珊失地则成为了他第一个目标。

        于是，呼罗珊再度陷入厮杀与混乱，“于阗”这个小胳膊小腿的，在两大强国的厮斗之中，就像被殃及的池鱼，动乱不断，时刻面对伽色尼军的威胁以及msl教徒的袭击，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在呼罗珊，尉迟珏过了足足三年的“艰难生活”，惨兮兮，惶惶不可终日，最后，连王位也丢了，被掌握军权的王叔尉迟广林给篡了位。若非忠仆提前通知，怕是连命都丢了。

        逃亡河中，求到安西王刘文泽，但彼时的刘文泽，才刚刚把几个挑战王权的兄弟给彻底打压下去，收权安内，紧跟着就要应对来自伽色尼的威胁，哪有心思顾及一个尉迟珏。

        同时，尉迟广林也很有先见之明地遣使上告，表明追随河中王廷、抗击伽色尼的决心，并把嫡子送到河中为质。于是，尉迟珏请河中王廷做主的意图落了空，唯一庆幸的是，刘文泽还讲点体面，没有如尉迟广林所请那般，把尉迟珏送回“于阗”，而放他东去。

        兜兜转转，最终，尉迟珏又回到了洛阳，最后还是靠着皇帝刘文济恤他可怜赏赐的俸禄，度过“寓公”余生，虽然平淡，但至少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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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回到建隆二年夏，几乎捏着鼻子处置了“于阗事件”，皇帝刘文济还得顾虑“杀叔”的恶名再度落到自己头上，即便做了预防处置，但还是出现了类似的流言，范围并不广，然人心之猜测总是很难阻止的。

        平心而论，康王刘晔之死，倒也将“世祖口谕”对刘文济造成的影响给消除了不少，人一死，比任何补救的手段、措施都要有效。

        只不过，刘文济的名声，就不要想着完美无瑕了.当然，这也是有为之君必然要经历的。

        同时，“于阗事件”也是刘文济继位以来，遭遇的一大政治挫折，不只没有达成自己想要的效果，反而在海内外封国之中造成了不小的恶劣影响，中枢与封国的离心趋势，明显加剧了。

        但是，这又何尝不是刘文济想要实现的改革呢？只不过，他想要的，是离而不散，清楚来往，各自安好，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建立一套更有效的沟通机制，也由于康王薨于洛阳，刘文济又不得不再推后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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