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的邮票牛市中，像京城、沪海这样一线大城市的邮市，每天入市人数都达到一两万人，其人山人海的场面非常壮观，

　　而在二线三线的中小城市，邮市里也一样高潮迭起。

　　每天至少聚集着数百上千人，吆喝叫卖声不绝于耳，像个巨大的集贸市场。

　　津门的一宫邮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里每日聚集的人差不多能有数千，在二线城市里已经算是拔尖的。

　　“一宫”是简称，指的是津门的第一工人文化宫。

　　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其实也是全国第一家工人文化宫。

　　以1985年的情况而论，因为缺乏官方的认可，大部分城市的邮票市场不是集中在公园内，就是依附于国营邮票公司门口，或历史形成的邮人相对集中的地方，全都是马路市场。

　　津门的一宫邮市也不例外，真正的交易场所并不在工人文化宫里面，而是在户外的小花园里。

　　要是客观的说，津门邮市有两个独具特色的地方，和京城，或许应该说，和大部分地方都不一样。

　　一是这里的交易环境比和平门集邮总公司的马路和好多了。

　　因为地处过去的租界，周围不但都是洋楼，风景优美，花园里面也不像临街马路那么闹腾。

　　至少不用一脚不留神，走下了马路牙子，再跟路过的车辆行人起了摩擦。

　　二是这里参与炒作的主力军也和京城不大一样。

　　京城的邮市基本上是由退休老人，家庭妇女，和社会闲散人员构成的。

　　真正在职上班的人不怎么跟着起哄。

　　而津门邮市的构成阶级，却多了不少年轻力壮的在职人群。

　　这些人赚钱的欲望更迫切，投机的兴趣更浓厚，胆子也更大，炒起邮票来也就更凶。

　　为什么会如此？

　　是因为津门自古的财源是靠码头。

　　津门有九条大河，南来北往的人都在这儿停，津门人自然见什么就学什么。

　　再加上城小人多，而且城里没有稳定的居民阶层。

　　吃不着俸禄的津门人，就得自己给自己找饭辙。

　　那在这儿要想活好了，勤快、胆量和脑子缺一不可。

　　这种生存环境下的津门人，心眼子自然就活泛，不养懒人，更欺负老实人。

　　所以还别看津门和京城只有一百二十公里的距离，但两个地方的人是有本质区别的。

　　京城人作为首府之都，长久以来生活相对稳定，人就本分，守规矩。

　　没事就研究文化，琢磨政治，崇拜文化名人和权贵。

　　津门人呢，成天被迫想尽办法讨吃喝，就过得粗，只能考虑当下，图得是个实惠。

　　也就格外厌恶权贵名人，认为坐享其成丢人，既不愿意也没办法去墨守成规。

　　这种源于解放前的遗风，正是这个城市根深蒂固的个性，哪怕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还依然存在着。

　　于是当全国的邮市一走牛，许多津门人就都不上班了。

　　他们敢于请假，勇于旷工，甚至不怕跟领导打擂台，泡蘑菇，每天都不错眼珠地泡在这里。

　　想想就知道，本来城市因为差着级别，津门的工资就比京城低，一个人一个月才挣几十元钱。

　　那几版邮票几经倒手就可以赚到一年的工资，干这个不比上班强太多了！

　　所以说，津门邮市上的这些人对炒邮票的热衷，不但不逊色于京城。

　　甚至从局部来看，兴许热情还超过京城。

　　别的不说，像受宁卫民的委派，从京城开车一路颠簸而来的“皮尔卡顿高管团”。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宫这地方，才一下车就被这里的人给拍唬住了。

　　因为他们还没进花园真正的交易区呢，就被老么些个聚集在门口的空地上的“蘑菇队”给缠上了。

　　这帮人都是职业黄牛，成天守在邮市的最外围，叼着烟卷，游来荡去的寻找猎物。

　　职业习惯就是，有枣没枣，先打一竿子再说。

　　只要见有人带个包什么的，就会烟卷一丢，呼啦啦围上一堆，舌灿莲花的揽生意。

　　就别说今天看见这四个西服革履坐小车来的京城人了。

　　傻子也知道油水多，能不争抢嘛。

　　“大哥，有票吗？高价收！”

　　“大哥，有货吗？咱聊聊好吗？”

　　“猴票，猴票，五百二一张，五百二一张！你老多少要多少！”

　　“京城人？看你们车牌子京城来的吧？哎哟，荣幸之至啊。大老远奔津门来，是想出点什么好货吗？嗨……嗨……别走呀，露露宝，咱好好聊聊！真有宝贝，你随便开价啊，我都给你包圆了……”

　　好家伙，那真像一群野狗一样，恨不能从人身上立马叨下一块肉去。

　　用津门的本地话说就是“惹惹惹”。

　　类似于起哄，但又不完全是起哄，这里面还有点不负责任的目的性。

　　津门人不但会来事，办事也精明着呢。

　　成功了，有好处，失败了，没损失。

　　而相对来说，这时候的京城邮市上可还见不到这样的景儿呢。

　　和平门的邮市上，大家都是心有默契的举牌子招揽生意。

　　吆喝归吆喝，绝没有这样直接就扑上来，不管不顾的，死缠烂打的。

　　真聊上了生意，也是小声的，背着别人的，有商有量，和和气气的。

　　所以这种模式压根就不是皮尔卡顿的几个高管所能适应的。

　　更糟的是，既然没见过这阵势，就赶紧闭嘴走人呗。

　　不，这团里有人还嘴欠。

　　小顾年轻啊，没见过多少世面，听人家问，他还真搭顾。

　　回嘴就问人家鼠票整版是什么行市，多少钱收。

　　这一下，彻底褶子了！

　　那可就跟《西游记》的唐僧师徒碰上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似的了。

　　想想看，这帮人听出了油腥还能放过他们？还不更跟一群苍蝇见了血似的踪着了。

　　真是死盯啊，再也轰不开，赶不走了。

　　想要不理不睬，可能吗？

　　说这句话之前先明白一点，介四哪儿啊？

　　介四津门！

　　全天下都知道，津门人可是有名的卫嘴子啊。

　　再加上这几位外企上班的也不是什么“京油子”，都是喝咖啡的买办阶层。

　　身在异地，而且在市井中以弱博强，那不让人吃得死死的吗。

　　这帮子津门人可有三样基本功啊。

　　一种是吹大梨。

　　什么是吹大梨？

　　俗称吹牛皮，说大话。

　　这个典故有据可查的是，说过去的津门有个吹糖人的，技术不精。

　　由于复杂的东西吹不了，上街做生意，只能糊弄孩子吹出一个圆球来。

　　说是个什么东西呢？

　　捏吧捏吧，就说是个大糖梨吧。

　　还别乐，在津门，这不算什么过错。

　　津门人历来认为谁能把大话说圆了，谁就是英雄好汉。

　　尤其是为了讨生活为之，不丢人。

　　乡下人肯定是用不着吹大梨的，但街面上混的津门人就不一样了。

　　必须得镇住别人，才能有饭吃，否则就一碗饭，哪儿就轮到你吃了？

　　除此之外，津门人还能熬鳔。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原意指的是把鱼鳔熬成胶。

　　这是个慢功夫的活，性子急的人干不了。

　　津门人往往借用熬鳔的过程，来形容生活中的一种现象，没完没了。

　　要说一个人一心的只想干点什么事儿，就说这人和什么东西“熬鳔”。

　　所以可想而知，这蘑菇队围在四个京城外企高管的身边，吹嘘赌咒的打保票，外加起腻磨缠，这对几个京城人来说是种什么滋味？

　　那真能把他们活活磨死和缠死，吵得他们根本没法专注精神，熬的他们什么正事也干不了。

　　如果说这两招要都扛住了，那人家还有第三招呢，就是念山音啊。

　　转弯抹角指桑骂槐的说些刺激人的话，津门人称为“念山音”。

　　因为津门人说话齿音重，说出来就成了“念三音”。

　　这招可厉害，堪称魔音贯耳，是武术至高境界。

　　不但能让人心浮气躁，怒火横生，而且特别能毁事儿。

　　因为这种技术不是公然的说坏话，而是以友好的假面，说不友好的痒痒话。

　　比方说，就在齐彦军和沙经理他们进了花园，初步跟两个看着衣着体面，比较文雅，似乎经济实力也不错的人交流起行情，商量起价钱的时候。

　　跟着他们身后的人里，就有人开始念叨了。

　　“真行啊，穿西装的只跟穿中山装的谈生意，这叫嘛？这才叫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不怪人家不理咱啊，谁让咱衣服差着意思呢？早知道今早出门，我也好好捯饬捯饬自己啦。常言说的好嘛，扫帚疙瘩打扮打扮也能有三分人样，狗熊穿袍子也能当人……”

　　听听，这嘴欠不欠？这话好听吗？

　　可挑不出毛病来，这小子夸别人穿着体面，自己也想学，还能有错吗？

　　还有人随后是这么说的。

　　“行啊，这年头邮市是兴旺啊，谁都不会想到谁能发财。好好谈啊，祝你们都发财，趁着好时候靠着鼠票多挣几个。说不定回头赶上个浪头，连本带利都赔进去了。我说的可是好话。”

　　这好话就更不好听了，明明是念三音，谁能咽下这口气？

　　当然，人家那两个体面的，也是津门人，自然也不是省油的灯。

　　绕脖子的话，照样也会说。

　　“大伙都是好意，知道你们盼我们生意做好。可做好做不好的是我们自己个的事儿，再说连本带利赔光，那就咸吃萝卜淡操心了。”

　　也是念三音的，又把话回过来了，可生意也没法再谈了。

　　因为没人愿意平白惹麻烦的，看出来这几块滚刀肉把着不让人的路数，谁还愿意跟几个京城人沾包啊？

　　所以最后没辙啊，堪称一句话成千古恨。

　　齐彦军他们几个最后只能忍痛，低价抛出点货喂饱了这些门口的蘑菇队，才算破财免灾，获得了在花园里谈正经生意的权力和机会。

　　可事儿办到了这份儿上，还是不能一马平川。

　　因为这帮蘑菇队会散消息啊，用不了多久，这帮人就把京城人的信息和底细传给他们市场里的熟人了。

　　再加上津门人的各色，这地方和哪儿哪儿都不一样。

　　大多数的地方都是看着穿着好的，有派的，捧着拍着哄着，唯恐不跟自己做生意，唯恐不能长期合作。

　　津门人可不是，这儿的人不崇拜贵族，不宠着明星，也不买有钱人的账。

　　只以平民意识对待世界，最烦充“大尾巴鹰”的。

　　绝没有一个大款能在津门飞扬跋扈的，这里专宰有派的，专宰穿的好的。

　　你看着越优越，越显摆，津门人越不会放过你，能宰你俩绝不饶你一个。

　　而且只图眼前痛快，哪那么多以后啊！谁知道以后什么样？

　　所以齐彦军他们在这儿抛货，那憋屈急了，用津门话说叫“囚闷”。

　　要有一比的话，大概跟电视剧《大宅门》里白景琦在济南当棉袍的遭遇类似。

　　问的价，只有一家比一家低的，绝没有一家比一家高的。

　　作为京城人的角度，齐彦军他们是死活想不明白，怎么有时候开始聊得好好的。

　　怎么一进餐馆一喝酒一摆席一谈长期合作，反倒坏事了，价又重新往下杀了呢？

　　津门人就跟都受过统一排练似的，总是笑眯着眼睛，统一口径的在反悔的时候说，“您几位还在乎这点儿吗？您几位都是京城大老板，这对您来说算什么呀，您能把这点儿事当回事吗，说出去都没人信。”

　　总之，在津门的几天里，这四个皮尔卡顿的高管心里的滋味真是一言难尽啊。

　　最终的结果，他们用差不多一万版的鼠票套出了九十二万的现金，远比他们预想的八折价格要低得多。

　　以至于他们回京的时候，切齿之痛油然而生，一路上都在火冒三丈的骂街发泄。

　　骂一宫市场卖价高，收价低，难以想象的黑。

　　骂津门的路是歪的，所以这里的人和这儿的路一样，都心术不正。

　　甚至一起发誓永远再不来津门做生意了。

　　说实话，他们不是不能接受在津门被人当瓜切了，关键是他们输的不服气。

　　四个人加起来会三门外语四种方言，可还是说不过津门人。

　　谁都没想明白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怎么就被津门人三绕两绕，就稀里糊涂地缴了械。

　　不过，好的一面是，战术上输了，战略上还是赢了。

　　1985年5月的一宫邮市就像一口大锅，里面热气腾腾地煮着饺子。

　　下面大火正旺，不缺柴火，上面汤水已开，不停地有新的饺子争先恐后地跳进去。

　　没有任何间隙，脚无立锥之地说的就是这里，所以套现是有市场基础和充裕资金支持的。

　　毕竟他们还是听宁卫民的话，带回来了大笔的现金，再往后谁乐谁哭还说不准呢。

　　而且他们也通过这件事懂得了做市的不易，真干和眼看是两回事。

　　也就理解了宁卫民急于套现的心理。

　　更佩服宁卫民运筹帷幄，牢牢的掌握着市场，能把大家的财富滚雪球似的做到这个程度。

　　真有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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