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面介绍过的，从贝尔加德到博凯尔的大路上的那一幕发生后的次日，一个三十一二岁的男人，身穿淡蓝色的礼服，紫花裤子，白背心，举止和口音都是英国味的，来见马赛市长。

“先生，”他对市长说，“我是罗马的汤姆生-弗伦奇银行的高级职员。十年来，我们和马赛的莫雷尔父子公司有业务联系。我们在这些业务交往中投入了将近有十万法郎，现在听说这家公司有可能破产，我们有点不大放心。我是专程从罗马赶来，想向您打听关于这家公司的情况的。”

“先生，”市长答道，“我确实得知，最近四五年来，莫雷尔先生似乎被厄运缠身。他先后损失了四五条船，遭受到三四家商行倒闭的打击。虽然他也欠我一万法郎，可是关于他的经济状况，我真的是一无所知。倘若您把我当成市长问我对莫雷尔先生有何想法的话，那么我回答您，他是一个极守信用的人，直到现在，他准确无误地履行了所有的契约。我所能说的，全在于此了，先生；倘若您想知道更多的情况，请向诺埃伊街十五号的监狱巡视员德·博维尔先生去了解，我想，他有二十万法郎在莫雷尔公司，因为这笔款子比我的多得多，所以假如真的有什么可担心的话，关于这一点，也许他能向您提供比我更多的情况。”

英国人似乎很欣赏这番极其委婉的话，他鞠了一躬，跨着大不列颠子民所特有的那种步伐向市长所说的那条街道走去。德·博维尔先生正在他的书房里，那个英国人一见到他，就做出了一种吃惊的姿态，似乎表明他并非初次见到他。但德·博维尔先生正处在一种沮丧绝望的状态之中，他满脑子似乎都在想着眼下发生的事情，所以他的记忆力或想象力都无暇去回想往事了。

那英国人以他的民族所特有的那种冷峻态度，把他对马赛市长说过的那几句话，又大同小异地说了一遍。

“唉！先生，”德·博维尔先生叹道，“实在不幸，您的担心完全有根据，您面前就是一个因此而陷入绝望的人。我在莫雷尔父子公司有二十万法郎的投资，这是我准备给女儿的陪嫁，她的婚期还有不到半个月了，这笔钱一半在这个月十五日到期，另一半在下个月十五日到期。我已经通知了莫雷尔先生，希望这些款子能按时付清。半小时以前他还到这儿告诉我，如果他的那艘法老号不在十五日进港，他就没法还这笔款子了。”

“不过，”英国人说，“这看来很像是一次延期付款呀！”

“不如说，这有点破产的意味，先生！”德·博维尔先生绝望地叹道。

英国人像是思索了片刻，然后说道：“那么，先生，这笔欠款使您很担心啰？”

“老实说，我认为这笔钱已经没指望了。”

“好吧，那么，我来向您买过来吧。”

“您？”

“是的，我。”

“但一定要大大地打一个折扣吧？”

“不，原价收购。我们的银行，”英国人大笑了一声，接着说，“是不做那种事情的。”

“而您是付……”

“现款。”英国人说着便从他的口袋里抽出了一沓钞票，那叠钞票大概有两倍于德·博维尔先生所害怕损失的那笔数目。

德·博维尔先生的脸上掠过一道喜悦的光彩，可是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说道：“先生，我应该告诉您，从各方面估计，这笔款子您最多不过只能收回百分之六。”

“这与我无关，”英国人回答说，“那是汤姆生-弗伦奇银行的事，我只是奉命行事。他们或许存心想加速一家敌对商行的垮台。我所知道的，先生，只是我准备把这笔款子交给您，换得您在这笔债务上签一个字。我只要求一点经手之劳。”

“那当然是十分公道的，”德·博维尔先生大声说道，“普通的佣金是一厘半，您可要二厘，三厘，五厘，或更多？只管请说吧！”

“先生，”英国人大笑起来，回答说，“我像我的银行一样，是不做这种事的，不，我所要的佣金是另一种性质的。”

“请说吧，先生，我听着呢。”

“您是典狱长？”

“我已经当了十四年典狱长啦。”

“犯人入狱出狱的档案都归您保管？”

“是的。”

“关于犯人的犯罪记录，都在档案上吗？”

“是的，每个犯人都有各自的记录。”

“好了，先生，我是在罗马读的书，我的老师是一个苦命的神甫，他后来突然失踪了。我听说他是被关在伊夫堡的，我很想知道他临死时的详细情形。”

“他叫什么名字？”

“法里亚神甫。”

“噢，我记得这个人，”德·博维尔先生大声说，“他是个疯子。”

“别人都这么说。”

“噢，他是的，的确是的。”

“或许很可能，您知道他发疯的症状吗？”

“他自以为有一个极大的宝藏，假如他能获得自由，他愿意献给政府一笔巨款。”

“可怜！他死了吗？”

“是的，先生，差不多在五六个月以前，二月份死的。”

“先生，您的记忆力真强，能把日期记得这样清楚。”

“我之所以记得这件事，是因为那可怜虫死时，出了一件怪事。”

“能问问是件什么事吗？”英国人带着一种好奇的表情问道。他那冷峻的脸上竟会现出这种表情，一个细心的观察者见了大概会很惊奇的。

“可以，先生。离神甫的地牢四五十尺远的地方，原先有一个波拿巴分子，是一八一五年逆贼回来时最卖力的那些分子中的一个，他是一个非常大胆，非常危险的人物。”

“真的吗？”英国人问道。

“是的，”德·博维尔先生答道，“在一八一六或一八一七年的时候，我曾亲眼见过这个人，我们要到他的地牢里去时，总得带一排兵同去才行。那个人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永远忘不了他那张脸！”

英国人作了一个不易觉察的微笑。“而您说，先生，”他说道，“那两间地牢……”

“隔着五十尺远，但看来这个爱德蒙·唐泰斯……”

“他叫什么名字？”

“爱德蒙·唐泰斯。看来，先生，这个爱德蒙·唐泰斯是弄到了工具的，或是他自己制造的，因为他们发现了一条连通那两个犯人的地道。”

“这条地道，无疑的，他们想逃走？”

“当然啰，不过这两个犯人运气不佳，法里亚神甫得了蜡屈症，死了。”

“我明白了，那样就把逃走的计划打断了。”

“对死者而言，是如此，”典狱长答道，“但对那生者却不然。这个唐泰斯却想出了一个加速他逃走的办法。这个唐泰斯借此找到一个办法跑得更快了；他大概以为在伊夫堡死去的犯人会被埋葬到通常的坟场去，于是他把死者搬到自己的房间，自己取而代之，藏在收尸袋里，自己缝好，再等待下葬的时机。”

“这一着很大胆，敢这样做的人是要有勇气的。”英国人说道。

“我已经告诉过您了，先生，他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幸好结果是他自己的这个举动倒为政府减轻了负担，再也不用为他操心了。”

“这话怎么讲？”

“怎么？您不明白吗？”

“不。”

“伊夫堡没有坟场，每个死者脚上会绑一个三十六磅重的铁球，然后朝海里一扔就完事了。”

“哦？”英国人应了一声，像是他还不十分明白似的。

“嗯，他们在他的脚上绑上一个三十六磅的铁球，把他扔到海里去了。”

“真的吗？”英国人惊喊道。

“是的，先生，”典狱长继续说道，“您可以想象得到，当那个亡命者发觉他自己笔直地坠入大海的时候，该是多么的吃惊。我倒很想看看他当时的面部表情。”

“那是很不容易的。”

“没关系，”典狱长因为已确定他那二十万法郎可以收回，所以答话极其轻松幽默，“没关系，我可以想象得出的。”

他于是大笑起来。

“我也想象得出，”英国人说着也大笑起来。但他的笑是一种英国式的笑法，是从他的牙齿缝里笑出来的。“那么，”英国人先恢复了他的常态，继续问道，“他淹死了吗？”

“这毫无疑问。”

“那么典狱长倒把凶犯和疯犯同时摆脱掉了？”

“一点不错。”

“对于这件事，官方文件总会有某种记录吧？”英国人问。

“有的，有的，有死亡证明书。您知道，唐泰斯的亲属，假如他还有什么亲属的话，或许会有兴趣想知道他是死了还是活着。”

“那么现在，假如他有什么遗产的话，他们就可以问心无愧地享用了。他已经死了，这不会有错吧？”

“噢，是的。他们随时都可来看实际的证据。”

“应该如此，”英国人说，“但话又说回到这些档案上来了。”

“真的，这件事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请原谅。”

“原谅您什么，因为那个故事吗？不，在我听来，真是非常新奇的。”

“是的。那么，先生，您想看看关于那可怜的神甫的全部文件吗？他是个很温和的人。”

“是的，务必请您方便一下。”

“请到我的书房里来，我拿给您看。”

于是，他们走进了德·博维尔先生的书房。果然，那里的一切材料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每一本登记簿都编着号码，每一个卷宗都占据一格。典狱长请英国人坐在自己的安乐椅里，再把有关伊夫堡的登记簿和卷宗放在他面前，让他随意翻阅，而他本人则拣了一个角落坐下，读起报纸来。

那英国人很容易就找到了有关法里亚神甫的记录，但典狱长讲给他听的那番话似乎使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因为在阅读了第一类文件以后，他又往后翻，直到他翻到了有关爱德蒙·唐泰斯的文件才停下来。他发现一切都原封不动的在那儿，那封告密信，判决书，莫雷尔的请愿书，维尔福先生的按语。他偷偷地折起那封告密书，迅速地把它放进了他的口袋里，读了一遍判决书，发觉里面并没有提到诺瓦蒂埃那个名字，还看了一遍请愿书，上面的日期是一八一五年四月十日，在这封请愿书里，莫雷尔因为听了代理检察官的劝告，所以善意地（因为那时拿破仑还在位）夸大了唐泰斯对帝国的功劳，这种功劳，经维尔福的签署证明，当然是铁定的了。于是他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这份上呈给拿破仑的请愿书，被维尔福扣下未发，到王朝第二次复辟时期，就成了检察官手中掌握的一件可怕的武器。唐泰斯翻阅档案，看到在他的名下的这份罪录，他也就不再显示惊奇了：

爱德蒙·唐泰斯波拿巴分子，曾负责协助

逆贼自厄尔巴岛归来

应严加看守，小心戒备

在这几行字下面，有一样笔迹不同的字写着：

“已阅，无需复议。”

然而，他在比较了加括号的注脚的笔记同莫雷尔的请愿书之后，便确信两种字体显然是出自同一手笔，肯定是维尔福写的。至于罪状底下的那两句按语，英国人懂得大概是某位巡视员大人加上去的，那位大员大概忽然一时对唐泰斯的情况发生了兴趣，但由于我们上面所说过的那些记录，所以他虽然颇感兴趣，却也提不出什么异议。

我们已经说过，那位典狱长为了不打扰法里亚神甫的学生的研究工作，自己去坐在了一个角落里，在那儿读《白旗报》。他没有注意到英国人把那封唐格拉尔在雷瑟夫酒家的凉棚底下所写的，上面兼有马赛邮局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时邮戳的告密信折起来放进了他的口袋里。但是必须说明，即使他注意到了，他也会觉得这片纸无足轻重，而他那二十万法郎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不管英国人这种行为是多么的不规矩，他也不会来反对的。

“谢谢，”英国人重重地合上档案后说，“我找到我需要的东西了；现在，该轮到我来履行诺言了，您只需给我一张债权转让证书，在上面确认收到现款，我就可以付钱给您了。”

说完，他把他在办公桌前的位子让给德·博维尔先生，后者毫不谦让地坐上去，匆匆忙忙地按要求拟定转让证书，而那个英国人则在档案柜上点数现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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