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八复位后一年左右，监狱巡视员前来视察。

唐泰斯在地牢里听见作迎接准备所发出的滚动声和吱嘎声，在上面嘈杂声乱成一片；这种几乎难以觉察的声响，在下面的人一般是听不见的，除了犯人，因为他们已习惯在黑夜的静谧中谛听蜘蛛结网和地牢天花板上凝聚的水滴每隔一小时坠落的一次声响。

他猜出在生活于自由之中的人那里大概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了。长久以来，他似乎居住在坟墓里，他完全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死人了。

果然，是巡视员在逐一视察大牢、单间牢房和地牢。几个犯人被询问过了，这些人出于他们的顺从或愚蠢，都要求得到当局的恩惠；巡视员问他们的伙食如何，是否有要求。

他们的回答非常一致：伙食非常糟糕，要求恢复自由。

于是巡视员又问他们还有什么别的要求。他们又都一致地摇摇头！对于他们来说，还有什么比自由更宝贵的呢？

巡视员微笑着转过身来对典狱长说：

“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让我们作这种毫无意义的视察。见过一个犯人，就等于见到了全体犯人，说得总是老一套，什么伙食坏啦，冤枉啦。这儿还有别的犯人吗？”

“有，危险的犯人和发疯的犯人都在地牢里。”

“我们去看看，”巡视员带着疲乏的神色说。“我得完成我的任务。我们下去吧。”

“请等一下，至少叫两个卫兵来，”典狱长说。“有时犯人活腻了，故意找死，会丧心病狂地下黑手，很可能会伤害您。”

“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防范措施。”巡视员说。

典狱长派人找来了两个卫兵，巡视员他们顺着一条污臭、潮湿、黑暗的楼梯往下走，仅走过这些地方，就已使眼睛、鼻子和呼吸感到很难受了。

“噢！”巡视员走到中途停下来说道，“这鬼地方，谁住在这里？”

“一个极度危险的谋反分子、亡命之徒，送来时特意要我们严加看守。”

“就他一个人吗？”

“当然啰。”

“他到这儿多久了？”

“有一年了吧。”

“他一来就关在这种地方吗？”

“不，是他想杀死一名为他送饭的狱卒以后才关到这里来的。”

“他想干掉狱卒吗？”

“是呀，就是替我们掌灯的这一个。对不对，安托万？”典狱长问道。

“对，他要杀我！”狱卒回答。

“他一定是发疯了。”巡视员说。

“比疯子还凶，他简直是一个魔鬼！”狱卒答道。

“要我起诉他吗？”巡视员问。

“噢，不必了，先生。对他的判处已经够重了；再说，他现在差不多已经疯了，根据我们的经验，再过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会完全疯了。”

“疯了对他来说反而好些，——他的痛苦会少一些。”巡视员说。

读者不难看出，巡视员是一个较有人情味的人，做他这份慈善差事完全称职。

“您说得不错，先生，”典狱长说，“这句话说明您对这一行很有研究，现在，大约再走二十步，下一层楼梯，我们就可以在一间地牢里看见一个老神甫，他原是意大利一个政党的领袖，从一八一一年起他就在这儿了，一八一三年底发了疯，从那时起，他就来了一个惊人的转变。他时而哭，时而笑。以前愈来愈瘦，现在胖起来了。您最好还是去看看他，因为他疯得很有趣。”

“两个我都要看，”巡视员回答，“我做事不能敷衍搪塞。”

这是巡视员第一次视察，他想显示一下他的权威。“我们先去看这一个。”他又说。

“好的。”典狱长答道。于是他向狱卒示意，叫他打开牢门。

唐泰斯正蜷缩在地牢的角落，带着难以名状的喜悦，享受从狭小的螺旋状铁窗射进来的一线阳光，这时听见开大锁的哗啦声，生锈的牢门开动的吱嘎声，他才抬起头，忽见来了一位生客，由两名手执火把的狱卒给照亮，两名卫兵护卫，旁边还有拿帽子的典狱长陪着说话。唐泰斯当即明白这阵势，看出他祈求上诉的机会来临，于是合拢双手，猛然向前一窜。

两个卫兵急忙用他们的刺刀向前一挡，因为他们以为他要来伤害巡视员，巡视员也退后了两三步。唐泰斯看出自己被人当做是一个危险的犯人了。于是，他脸上做了一个心地最温顺，最卑微的人所能有的全部表情，用一种令人非常惊讶的虔敬的雄辩进行了一番表白，想打动巡视员的心。

巡视员留神倾听着，然后转向典狱长，说道：“他会皈依宗教的，他已经驯服多了。他很害怕，看见刺刀就后退，而疯子什么都不怕。这一点我在夏朗东法国的一个城市，离巴黎不远，那里有一所著名的精神病院。曾出于好奇心而观察过几次。”

然后他又转向犯人，“你有什么要求？”他说。

“我要求知道我犯了什么罪，我要求公开审判，总而言之，我要求：假如我有罪，就枪毙我，假如我是冤枉的，就该让我自由。”

“你的伙食怎么样？”巡视员说。

“还可以，我也不知道，但那没有关系。真正重要的是，一个清白无辜的人，不该是一次卑鄙的告密的牺牲品，不该就这样一直咒骂着他的刽子手而老死在狱中，这不仅关系到我这个不幸的犯人，还关系到司法长官，更关系到统治我们的国王。”

“你今天倒非常恭顺，”典狱长说。“但你并不总是这样的，譬如说，那一天，你就要想杀死狱卒。”

“不错，先生，我请他原谅，因为他一向待我很好，我当时非常恼怒，简直是发疯啦。”

“您现在不那样了吗？”

“不了，监狱生活已经使我低头屈膝，俯首帖耳了。我来这儿已经这么久啦。”

“这么久啦？您是什么时候被捕的？”巡视员问。

“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两点钟。”

巡视员计算着：“今天是一八一六年七月三十日。咦，才十七个月呀。”

“才十七个月！”唐泰斯接口说道，“啊！先生，您不知道十七个月的囚徒生活意味着什么！那简直等于说是十七年，十七个世纪；尤其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离幸福仅差一步之遥的人，对于像我这样即将娶上一位心爱的妻子的人，而转瞬间一切又都化为泡影的这样的人，这段时间意味着什么？此人正沐浴在最美好的日光下，突然间跌入最幽深的黑夜，他发觉前途毁于一旦，不知道他所爱的人是否还在爱他，也不知道他的老父亲是否还活在世上，这又意味着什么！啊！十七个月对于一个惯于呼吸大海的空气，享受海员的自由自在，无垠的海域和永恒的太空的人来说，是多么漫长啊！先生，十七个月的监狱生活比人类语言所能形容的所有最丑恶的罪恶的惩罚都残酷啊。因此，请可怜可怜我吧，先生，为了我，请求当局严肃处理我，而不是从轻发落；审判我，而不是宽恕我；法官，先生，我要求的只是法官。人们总不该拒绝一个被告寻找法官吧。”

“我们研究研究吧，”巡视员说，然后转向典狱长，“凭良心说，这个可怜的犯人真使我有点感动了。您一定得把他的档案给我看看。”

“当然可以，但您只会看到对他不利的可怕的记录。”

“先生，”唐泰斯又说，“我知道您无权释放我，但您可以代我向上面提出请求，您可以使我受审，我所要求的仅此而已。”

“您说明白一点。”巡视员说。

“先生，”唐泰斯大声说道，“从您的声音里我可以听出您已经被怜悯心所感动了，请告诉我，至少我有希望吧。”

“我还不能这样说，”巡视员答道，“我只能答应调查一下您的案子。”

“噢，那么我自由了！我得救了！”

“是谁下令逮捕您的？”

“是维尔福先生。请去见他，与他商量一下。”

“维尔福先生已不在马赛了，他现在在图卢兹。”

“怪不得我迟迟不放，”唐泰斯喃喃地说，“原来我唯一的保护人调走了。”

“他对您有没有什么私人的恩怨？”

“一点没有，正相反，他对我非常好。”

“那么，关于您的事，我可以信赖他所留下来的记录或他给我的意见了？”

“绝对可信。”

“很好，那么，耐心等着吧。”

唐泰斯跪下来，喃喃地祷告着，他祈祷上帝赐福于这个像救世主去拯救地狱里的灵魂一样到他狱中来的这个人。门又关上了，不过巡视员带来的希望也被关进康泰斯的地牢里了。

“您是想马上看那档案呢，还是先去神甫的牢房里看看？”典狱长问。

“我们先把牢房看完了再说吧，”巡视员说，“我一旦上去了，恐怕就没有勇气再下来了。”

“嗯，这个犯人，不像那一个。他疯得跟他的邻居不一样，也不那么感动人。”

“他有什么怪念头？”

“他自以为拥有一处极大的宝藏。被关押的头一年，他提议假如政府愿意还他自由，他愿意给政府一百万；第二年，增加到两百万，第三年，三百万，每年不断地这样加上去。现在他入狱已经是五个年头了，他一定会要求和您密谈，给您五百万的。”

“哦，那倒的确很有趣。这位大富翁叫什么名字？”

“法里亚神甫。”

“二十七号地牢。”巡视员说。

“就是这里，打开门，安托万。”

狱卒遵命打开了牢门，巡视员好奇地向“疯神甫”的牢房里探视着。

只见在牢房中央，一个衣不蔽体的男人，趴在用墙上剥落的石灰块在地面划的圆圈里，正相当清晰地勾画几何图形，埋头演算问题，就像阿基米德被罗马士兵杀害时的情景。开启牢门这么大声响，他也没有动一动，直到火把异乎寻常地照亮他工作的潮湿地面，他才抬起头来，发现牢房里来了一大帮人，不禁诧异，赶紧起身，从破床的床脚操起破被，慌忙披到身上，这样才好见人。

“您有什么要求？”巡视员问。

“我吗，先生！”神甫带着一种惊愕的神气答道，“我什么要求也没有。”

“您没弄明白，”巡视员又说，“我是当局派来视察监狱，听取犯人的要求的。”

“哦，那就不同了，”神甫大声说，“我希望我们大家能互相谅解。”

“又来了，”典狱长低声说道，“就像我告诉过您的那样，他又要开始讲了。”

“先生，”犯人继续说，“我是法里亚神甫，罗马人。曾给红衣大主教罗斯皮里奥西当过二十年秘书。我是在一八一一年被捕的，什么原因我却不清楚。从那时起，我就在向意法两国政府要求还我自由。”

“为什么要向法国政府要求呢？”

“因为我是在皮翁比诺被捕的，而据我推测，像米兰和佛罗伦萨一样，皮翁比诺已成为法国所属的省会了。”

巡视员和典狱长相视而笑。

“见鬼！亲爱的，”巡视员说，“您从意大利得来的新闻已经是老皇历啦！”

“这是根据我被捕那一天的新闻推测的，”法里亚神甫答道，“既然皇帝要为他的儿子建立罗马王国，我想他如果继续远征，就会实现马基雅维利和博尔吉亚的梦想，把意大利变成一个统一的王国。”

“先生，”巡视员回答说，“上帝已经把您这个看来竭诚支持的计划改变过了。”

“这可是使意大利变成强大、独立、幸福国家的唯一方法呀。”神甫答道。

“可能是吧，但我不是来和您讨论意大利政治的，我是来问您，您对于吃的和住的有什么要求。”

“吃的东西和其他监狱一样，坏极了，住的地方非常不卫生，但既然是地牢，也总算还过得去。这都没什么关系。我要讲的是一个秘密，我所要揭露的秘密可是极其重要的。”

“那一套又来了。”典狱长耳语道。

“这就是我为什么见到您如此高兴的缘故，”神甫继续说道，“虽然您在我做一项极为重要的计算时打扰了我，如果我这项计算成功了，也许能修正牛顿定律。您能不吝与我单独会谈一次吗？”

“我说得没错吧？”典狱长说。

“您的确了解。”巡视员回答道。

“您所要求的事是不可能的，先生。”他对法里亚神甫说道。

“可是，”神甫说，“我要和您说的可是很大一笔钱，譬如说五百万。”

“正是您所说的那个数目。”这次是巡视员对典狱长耳语了。

“当然，”法里亚神甫看到巡视员已经想走开，就继续说，“我们也并非绝对要单独谈话，典狱长也可以在场。”

“不幸的是，”典狱长说，“我早已知道您要说什么了，是关于您的宝藏，是不是？”

法里亚神甫的眼睛盯住他，那种表情足以使任何人都相信他是神志清醒的。“当然啰，”他说，“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巡视员先生，”典狱长又说，“我可以把那个故事讲述得与神甫一样完整，因为这四五年来，我已经听腻了。”

“典狱长先生，”神甫说道，“这就证明了您就如《圣经》上所说的那类人，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亲爱的先生，”巡视员说道，“政府很富有，感谢上帝，也无需您的钱，把您的钱留着吧，等您释放以后自己享用好了。”

神甫的眼睛闪闪发光，他一把抓住巡视员的手。“可是，如果我出不了狱呢，”他大声说道，“假如，偏偏不讲公道，我老被关在这间地牢里，假如我还没有把我的秘密留给人就死在牢里，那么财宝可就白白扔掉了！让政府分享，我也有一份儿，岂不是更好吗？先生，我甚至可以出六百万；对，我愿意放弃六百万，只要余下的部分，来换取我的自由。”

“老实说，”巡视员低声说道，“要不是您事先告诉我这个人是个疯子，说不定我真会相信他说的话呢。”

“我没有疯，先生，我所说的全是事实，”法里亚大声回答道，他凭着犯人特有的敏锐的听觉，没有漏掉巡视员的每一个字，“我所说的宝藏是真正存在的，我提议与你们签订一份合同，按照合同，我领你们到那个地方去；你们当着我的面挖掘，假如我欺骗了你们，假如一无所获，假如正如你们所说的，我是一个疯子，那好！你们再把我带回到这个地牢里来，我将在里面度过残生，至死不再向您及其他人提出任何要求。”

典狱长大笑起来。“那个地方离这儿远吗？”

“离这里将近一百里。”

“这个主意倒不坏，”典狱长说道，“假如每个犯人都想作一次一百里的旅行，而他们的看守又答应陪他们去，他们倒是有了一个很妙的逃跑的机会了。”

“这个办法并不新奇，”巡视员说道，“神甫先生看来是不能享受发明权了。”然后他又转向法里亚，“我已经问过了您的伙食怎么样？”他说。

“请对我发个誓，”法里亚答道，“假如我对您讲的话证明是真实的话，就一定要让我自由，那么你们去那儿，我可以留在这儿等。”

“您的伙食怎么样？”巡视员又问了一遍。

“先生，这样您不冒一点风险，我留在狱中，由你们去找，那我就不会有逃跑的机会啦。”

“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巡视员不耐烦地说道。

“您也没回答我的呀，”神甫提高了嗓门，“您和不肯相信我的所有疯子，都应当受到惩罚。您不接受我的金子，我就留着给自己。您不肯给我自由，上帝会给我的。你们走吧！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于是神甫扔下他的床单，又坐回到了老地方，继续进行他的演算去了。

“他在那儿干什么？”

“在计算他的宝藏呢。”典狱长回答说。

法里亚以极其轻蔑的一瞥回敬了这句讽刺他的话。

他们走了出去，狱卒在他们身后把门又锁上了。

“他也许曾经拥有过财宝。”巡视员边上楼边说。

“也许他是梦想拥有过财宝，结果醒来后就疯了。”典狱长应声道。

“是的，”巡视员说，“假如他有钱，他就不会到这儿来了。”这句话坦白道出了当时的腐败情形。

法里亚神甫的冒险尝试，就此宣告结束。他仍为囚犯。而且在这次视察之后，这个令人逗乐的疯子的名气更大了。

假如神甫遭到的是那些热衷于寻找宝藏的人，那些认为天下没有办不到之事的狂想者，如卡利古拉卡利古拉：罗马皇帝，公元37—41年在位，即位后不久患了一场重病，痛愈后行为失常，变得十分残暴。或尼禄尼禄：罗马皇帝，公元54年继承皇帝位，头几年施行仁政，59年他下令处死自己的母亲，62年又下令处死妻子，暴露出凶残的本性。，则他们就会答应这个可怜的人，允许他以他的财富来换取他迫切祈求得到的自由和空气。但近代的国王，他们生活的天地是这样狭窄，已不再有勇气狂想了。从前，国王都相信他们是天神的儿子，或至少如此自以为是，而且多少还带着点他们父亲天神的风度。而现在，云层后面的变幻虽尚无法控制，但国王却已都自视为常人了。所以说，专制政府绝不容许将牢狱和酷刑的惨相公之于众，而在大堂审问，严刑拷打，被折磨得血肉模糊的人犯，也绝不能在公众场合重新露面。同样，疯子经受精神折磨之后，在地牢的泥淖中长出的这种痈疽（yōngjū），也总是掩盖在原发的地点，即使出来，也是把人送到与世隔绝的阴森的疯人院，而行刑疲惫的狱卒所送去的，只是丧失人形的一具躯骸，医生已无从辨认其思想了。

巡视员实践了他对唐泰斯的诺言。他检查了档案，找到了下面这张关于他的记录：

爱德蒙·唐泰斯波拿巴分子，曾负责协助逆贼

自厄尔巴岛归来

应严加看守，小心戒备

这条记录的笔迹和其他的不同，证明是在他入狱以后附加的。巡视员面对眼前记录上这个无法抗争的罪名，只得批上一句：

“已阅，无需复议。”

可以说，这次巡查倒使唐泰斯大为振奋；自他入狱以来，他已忘记了计算日期。但巡视员给了他一个新的日期，他没有忘记。他用一块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石灰在墙上写道，“一八一六年七月三十日”，从那时起，他每天划上一道线，使自己对时间心中有个数。

日子一天天，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过去了，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唐泰斯始终在期待着。一开始，他把自己被释放的时间定为半个月。看来巡视员对他的事情还有一些兴趣，即使不急着去办，那么有十五天也足够了。十五天过去了，他心想，在巡视员回巴黎之前就去办理他的事近乎荒唐，只有等他巡视完之后才会回到巴黎，而他的巡视时间可能要持续一两个月；于是他定下了三个月的期限，而不再是十五天。三个月也过去了，他又产生了新的想法，推迟到六个月，六个月又过去了，他一个期限接着一个期限，一下子等了十个半月。在这十个月之中，监狱里的一切都没有发生变化，他也没有得到任何可以慰藉的消息。他问狱卒，后者一如既往地保持沉默。唐泰斯开始怀疑起自己的神志了，他想他记忆中的这件事恐怕只是大脑里的一种错觉，那位出现在他牢房里的抚慰天使是插着梦的翅膀下凡到他的牢房里来的。

一年以后，典狱长调任，去汉姆堡要塞任领导职务，并带走了几个下属，看管唐泰斯的狱卒也在其中。新典狱长到任了。他认为记犯人的名字实在太麻烦了，干脆把他们编号。这座狱堡一共有五十间牢房，犯人们就按他们的房间号码来命名。因此，不幸的青年已不再叫爱德蒙·唐泰斯了，而成了“三十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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