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重对于这一次引进1780毫米轧机的事情，有着很深的怨念，这一点早在冯啸辰还在南江省冶金厅搬图纸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

　　南江钢铁厂准备上一条1780毫米轧机生产线，这是国家做出的决策。消息传出后，浦重和秦重都向国家经委提出过请示，希望能够由他们来承担这条生产线的制造，或者至少是作为牵头企业来承担这项工作。

　　在南江钢铁厂之前，国内已经建造过两条同等规模的热轧生产线，承担这两条生产线建造任务的，就是秦重和浦重这两家企业。再往前算，50年代中国从苏联引进热轧机和冷轧机制造技术，秦重和浦重就是技术的受让方。后来国内建造的热轧和冷轧生产线，基本上都是他们两家牵头搞出来的。

　　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是1100毫米的轧钢生产线，中国企业在此基础上进行革新创造，先后造出了700毫米极薄带钢轧机、4200毫米厚板轧机以及1580、1760等规格的普通板材轧机，所有这些创新中间，都有秦重和浦重这两家企业的贡献，这也是他们一直引以为傲的事情。

　　70年代中期，中国从日苯和德国引进了一套1700毫米热轧机和1700毫米冷轧机，开启了从西方国家进口冶金设备的先河。到南钢筹建1780毫米热轧机的时候，国家经委冶金局便拒绝了秦重和浦重的要求，转向日苯进行引进。后来因为发现日苯企业玩弄花招，把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揉进设备里捆绑销售，国家决定选择西德作为设备进口国，并有了罗翔飞他们的德国之行，并最终敲定由德国克林兹公司提供这项技术。

　　一条热轧生产线的投资高达几亿美元，换成人民币就是十几亿之多，哪家企业对于这块大蛋糕都是垂涎欲滴的。以秦重原来的想法，即便自己不能独自吞下这块蛋糕，而是要和浦重等其他企业一起来分，落到自己盘子里的，也得有几亿人民币。谁料想，国家却选择了引进技术，只让他们在国际总包商的名下承接一些边边角角的制造工作，这怎能不让秦重的领导们心怀怨念。

　　冯啸辰他们在出发之前，就已经知道秦重对于这次引进工作的不满，而这种不满也直接影响到了承接技术转移的积极性。罗翔飞派他们前往秦重来做协调工作，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化解到这种不满情绪，让秦重的干部职工精神饱满地投入到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工作中来。

　　以冯啸辰原来的预计，秦重方面应当不会这样直接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而是会在具体的工作中表现出一些冷淡情绪。谁料想，就在这欢迎酒宴上，胥文良居然就直接开始发难了。

　　既然事先就知道了秦重的态度，冯啸辰当然不可能没有做什么准备。但他是打算结合设计和生产等环节去和秦重的领导、工程师们讲道理的，没打算在饭桌上来掰扯这件事。饭桌不是一个能够谈技术的地方，要扯起来就只能是互相放嘴炮，而这对于冯啸辰来说是很不利的。

　　王根基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倒是替冯啸辰吸引了火力。冯啸辰不知道王根基打算说什么，不过，有他搅搅局也好，实在不行，自己再出来打圆场吧。想到这里，他也就笑而不语了，只是端起酒杯向宋洪生和贡振兴示意了一下，然后慢慢地抿着杯子里的酒，等着胥文良说话。

　　胥文良今年50多岁，是解放前的大学毕业生，秦重建立的时候，他就是厂里的工程师，算是秦重的元老级人物。他曾经主持过好几条国产热轧生产线的设计工作，70年代中期江城的1700毫米热轧机引进之后，他曾到江城钢铁厂去考察过，还向机械部提交过一份“关于测绘仿制进口1700毫米热轧机”的报告，可惜未获批准。

　　回到秦重之后，他组织了全厂的技术力量进行国产1700毫米热轧机的技术攻关，也取得了不少成果，这也是秦重有底气向国家经委提出由自己来承建南江钢铁厂热轧机项目的原因。南钢的热轧机最终花落西德，最为郁闷的就莫过于胥文良了。

　　前一段时间，接到国家要求秦重承接克林兹公司转包任务的通知之后，胥文良就一直在酝酿着给上级写一份“万言书”，准备有理有据地对这件事提出自己的意见，或者更直接地说，是打算痛斥上级有关部门的崇洋媚外思想。他的万言书还没有写完，就听说新成立的重装办要派人下来视察工作，这可是瞌睡碰上了枕头。他把万言书里的有关观点进行了凝练，打算用来向重装办开火。

　　依他的想法，如果他的这一番痛斥能够让重装办的领导幡然醒悟，从而改变错误的决策思路，回到自力更生的正确道路上去，那就是最好的。即便达不到这个效果，至少也能让他们在未来做事的时候多一些顾忌吧。

　　让胥文良泄气的是，重装办派来的工作小组，居然清一色都是年轻人，岁数最大的那个看起来也就是30出头，而且还只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而已。工作小组的组长是个年轻得令人发指的小屁孩子，属于那种泡在蜜罐里长大的人，根本不可能理解他们这些经历过山河破碎，又经历过白手起家的老一辈的心情。跟这样一些小年轻谈什么自力更生，他们能听得懂吗？

　　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胥文良憋了那么久的一股劲，如果不在这里泄出来，只怕会把老爷子自己憋出个好歹来。他也顾不上自己的岁数够当对方的爹，话里带着刺地便开始进攻了。

　　“引进和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我们从来都是举双手赞成的。50年代，我们就引进了苏联的先进技术，搞了156项重点工程，当时宋书记、贡厂长、王厂长他们，还有我，都是亲身参加了技术引进的。30年过去了，到现在这156项重点工程还是咱们国家的重要支柱，我们这些人，怎么可能会反对技术引进的政策呢？”

　　胥文良一上来便是摆起了老资格，他也的确有这个老资格。毕竟他们这些人在工地上挖土的时候，冯啸辰连液体状态都还不存在，王根基岁数大一点，勉强当时也是挖过土的，当然只是在幼儿园的沙坑里挖土。

　　“既然是这样，那么胥总工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呢？”王根基问道。

　　胥文良道：“50年代，我们国家是一穷二白，那个时候引进技术是为了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是，经过30年的建设，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所有的工业产品我们都已经能够生产，好吧，我也承认我们的技术相比西方国家还有一些落后，但这也并不是追赶不上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国外引进设备。

　　江城的1700毫米轧机，我们引进进来了。随后又是浦江钢铁厂的全套设备，从高炉到轧机，甚至连运煤的小车都是买进来的，这我就不明白了，我们搞了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连个小推车都不会造吗？”

　　冯啸辰坐在旁边实在是无语了，胥文良说的所谓小推车，可不是工地上运砖的那种小车，而是高炉给料用的料斗，你说成小车倒也不算错。严格地说，这种料斗的技术含量没多高，自己造也不是不行，问题在于，成套设备的引进，很难分得这样清楚，你非要拿着一个螺丝钉说自己也能生产，所以不该引进这架飞机，这个道理怎么听都像是歪理吧？

　　“浦江钢铁厂引进了，到南江钢铁厂，又是引进，这又算个什么道理呢？如果国家觉得造不如买、买不如租，那么索性把我们秦重解散了，大家都在头上戴顶汉奸帽，到十里洋场当买办就是了。”胥文良直接就给上纲上线了。

　　“胥总工，你这话就不对了。”王根基把脸沉下来了。作为一名在部委里工作的官员，他的政治敏感是非常强的。胥文良说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在当年是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的，听到这样的话，王根基不可能再继续保持淡定。

　　其实，“造不如买”这句话，最早出现的时候是有其特定语境的。一个企业也罢，一个国家也罢，在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不可能自己去制造所有的设备，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才是正确的决策思路。在一时没有技术力量制造，或者来不及制造的情况下，通过购买一些设备来提高自己的装备水平，本无可厚非。

　　但在政治运动频发的年代里，任何一句话都可能被人抓住把柄，然后提高到政治高度，忽略掉一切语境，最终成为某个人的罪证。这样的事情过去发生过很多，如今也依然经常发生。

　　70年代中期，国家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史称“四三工程”。70年代后期，有被称为“洋跃进”的新一轮大规模引进。进入80年代之后，技术引进更是成为常态。伴随着这些经济决策的推行，“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句话也就经常出现在类似于胥文良这样的老一代嘴里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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