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军的东征，导致了欧洲地理观念的扩大，圣经中的只言片语与现实中寻找盟友的渴望，让约翰长老故事应运而生，

    成为中古时期欧洲人对东方异域的一个重要文化意象。

    从12-17世纪，约翰长老的所在地经历了从东方向非洲和印度的转变。

    在葡萄牙人向东探索的过程中，寻找约翰长老，与其进行联盟并合围哈喇势力，曾经是经济利益之外航海家和探险者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

    7-8世纪哈喇崛起，地中海贸易体系被彻底割裂后，欧洲与“东方世界”（近东、中东）的联系也就此陷入长时间的空白，11世纪末，恢复元气的欧洲基督教世界对哈喇展开了反攻，长老约翰的神话，也在十字军东征后不久，开始在僧侣笔下出现，并迅速在各国宫廷的朝臣耳边流传。

    1122年，一个自称印度主教约翰的男人觐见教宗，把他的土地描述成一个“富裕的基督教国度。”，不过在当时并未引起教廷和上层的注意。

    二十多年后的1145年，十字军建立的近东封建国家——安条克公国（诺曼系统）派出使节来到意大利，向教宗寻求帮助。在面圣中，使节向教宗绘声绘色描述了约翰长老的事迹，这也是西欧首次出现对约翰长老的记载。

    “在波斯和亚美尼亚以东的世界最东方有个基督教国家，他的最高统治者名叫约翰，既是国家的祭司，也是国家的世俗领袖，被臣民唤作约翰长老。几年前，约翰长老对波斯和米迪亚的国王发动的战争，将异教徒打的落花流水，他本想顺势西征，与我们十字军合兵一处，但底格里斯河和的涛涛巨浪阻碍了他的行军，他的军队因为水土不服，损失惨重，被迫撤退回国，他本想渡过底格里斯河，前往圣地朝圣的愿望，也因此落空了。”

    当时欧洲人把亚洲统称为印度，不是指现在的印度，不要混淆。

    后世的史学家普遍认为，这场被描述详尽的战争多半是之前数年（1141年）西辽帝国耶律大石在中亚大破塞尔柱突厥的战役，这种道听途说产生的一厢情愿在之后还会屡次发生。欧洲人显然对与约翰长老合兵一处的梦想充满了憧憬，1147年，第二次十字军远征很快被组织起来，然而事与愿违，约翰长老虚无缥缈，并未如期出现，这则消息很快就没有了下文。

    在二次十字军东征之后二十年，西欧各地出现了一份署名祭司王的信件，这封信的作者自称“印度国王约翰长老”，自称为“三印皇帝”（三印是欧洲人在中古时代遐想出来的东方地理概念，一般认为，恒河地区和埃塞俄比亚是第一印度和第二印度，第三印度一直未有明确说法，一般可以指更东的区域），国土向东一直延伸到“日出之地”，向西延续到巴比伦一带。

    “你若想想象我统治国度的广袤和强大，只需抬头仰望满天的繁星，我的国家比这更光辉灿烂，更广袤无边。”——“三印皇帝约翰”

    不仅如此，这位帝王还在信中用傲慢的语气提到了自己的赫赫权势，他的皇宫呈印度式样，是圣多马为印度国王设计的式样建造的，无比奢华。在他用膳时，“桌旁有七位国王伺候他”，每个国王又有62位公爵伺候，每个公爵又有365个伯爵伺候。在他每天吃饭时候，左手边是20位大主教，右手边是12位大主教。

    迄今为止，这篇满口马可波罗式探险家大话的信函究竟出自何人、写于何地都仍然是一个谜团。

    然而史学家在对这封信的典故、行文方式等进行分析后多数同意，此文多半出自一个在地中海东部十字军国家生活的天主教僧侣，因此既能用拉丁文写作，又能引经据典，讲述西欧人闻所未闻的传说。

    在中古的西欧人看来，印度几乎就像月亮一样遥远，在这个充斥着传奇、奇迹和神话故事的年代，祭司王约翰的故事，并非那么荒诞不经，信件中举目皆是的独眼巨人、人头杨、长生鸟等奇珍异兽，反倒是进一步作证了他们对于东方想象的真实性。

    虽然教宗对此信将信将疑，在12年后才决定回信，但在俗的欧洲人早就迫不及待的开始无限遐想，而腓特烈二世等王公贵族，更是醉心于约翰王的权势和对宗教的控制，迫不及待的钦点谋臣策士，在自己统治区域内“挖掘”出了和约翰王渊源深厚的“东方三博士”遗骸，迎至科隆大教堂隆重安葬，俨然以欧洲的“约翰王自居”。

    马可波罗成长的年代，欧洲人普遍仍然相信蒙古大汗，和约翰长老之间有着爱恨交加的关系

    12世纪末，十字军在近东遭受到了重大挫折，与此同时，内亚游牧的蒙古人正在迅速崛起，蒙古人中本身就有一定比例的景教徒（基督教的一支），在他们的征战和扩张过程中。

    一些蒙古的历史就和神话传说混杂在一起，通过数次变异版本之后，传入了欧洲。

    例如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1217年—1221年）期间，一个欧洲间谍向教宗呈送了一份名曰《印度大卫王》的密函，里面描述了一个名叫大卫的基督教君主的在中东地区扩张过程。

    在信中，作者讲到大卫遭人驱逐，但后来成功夺取了哈喇国家的王位，一般认为是乃蛮部被铁木真击败。

    逃到西辽并篡夺王位的基督徒屈出律。

    但故事的后半段又与花剌子模连接在一起（花剌子模在铁木真西征前夕，正准备进攻当时的巴格达）。

    在欧洲，这位传奇大卫王的故事，不可避免的又和约翰长老揉捏在了一道，成吉思汗西征结束，从1225年代开始。

    欧洲人盛传“印度的大卫王要来援助十字军。”一些教士也火上浇油。

    号称在不久的将来，东方和西方会出现来给一个强大的基督教国王，合力攻打伊斯兰世界，并将取得彻底胜利。

    欧洲人认为的“东方基督王”很快在数年后出现了，蒙古人横扫了保加利亚汗国、罗斯在内的整个东方基督教边缘世界。

    或许是因为对蒙古人产生的误解，格鲁吉亚在给教宗的信件中也确认“蒙古人就是基督徒”，甚至和耶稣亲自见面过。

    这些消息让西欧人进一步想入非非，为了不因这位“基督的约翰王”攻击东正教国家，在教会心目中的约翰长老和“大卫王”形象，他们一厢情愿的解释说蒙古人进攻格鲁吉亚和罗斯是为了“惩罚异端“。

    事情直到1240年代末蒙古人开始进攻波兰等欧洲边境国家才出现了变化。

    这些游牧民焚烧修道院和教堂，残杀修士，让欧洲人痛苦的认识到。

    蒙古人非但不是自己臆想的东方基督教兄弟”，反而是一个危险的敌人。

    在这之后不久，“约翰长老”就和“蒙古大汗”被分开叙述，那些将两者混同的奇幻故事，再也不见了踪迹。

    但旭烈兀第三次西征，又让这帮欧洲哥们想起来了约翰王长老国，这也是蒙古第三次西征为什么被称为蒙古十字军。

    到1250年代，随着欧洲使节出入蒙古汗庭的频率增加，对约翰长老的迷思被转到了信仰景教的克烈部王汗身上。

    许多东来的传教士痛心疾首的认为，铁木真是背叛了约翰长老（王汗）的肮脏叛徒。

    然而在对蒙古帝国时代，约翰长老国的命运上，往往又陷入语焉不详的窘境。

    即便是更晚些时候来到东方的马可波罗，也在提到约翰长老传说完全是自相矛盾，

    蒙古帝国让西欧人首次得以进行欧亚大陆的穿越旅行，他们满怀着寻找约翰长老的故事，但仍然无法找到他。

    这种挫败感让欧洲人确信，在内亚是找不到约翰长老的，他们的目光开始转移到自己的南方。

    埃塞俄比亚=约翰长老国！

    从14世纪开始，随着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在近东的扩张和最后一批近东十字军国家的覆灭，约翰长老再一次成为欧洲关注的焦点。

    此时，约翰长老的驻地就悄然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东方的“基督教君主”，反倒是成为了非洲的基督教君王。

    这种转变看似荒诞不经，但以当时欧洲人多数认为印度和非洲接壤的看法而言，却又显得理所当然，毕竟在14世纪，东非同样也是“三印之地”。

    而中古早期就和欧洲人有所接触的东非基督教古国埃塞俄比亚，很快就因此被张冠李戴，当成了真正的“约翰长老国”。

    1289年，教宗就向埃塞俄比亚发出了措辞亲密的信函，请求这些“黑皮肤基督徒”同欧洲的教胞团结一致，对付哈喇的威胁。1306年，在和欧洲中断了数百年联系后，埃塞俄比亚国王魏德穆·阿拉德向欧洲派出了30人的特使团，当特使团出现在了阿维尼翁的教廷中时，引发了欧洲的轰动。传说中国度的使节出现，同当时陷入分裂的教廷，愈来愈大的哈喇压力联结在一道，再一次激发了蓬勃的寻找长老国的热情。

    1329年，一位多明我会的传教士在其著作中，将埃塞俄比亚斩钉截铁的定义为“我们平日里所称的长老约翰”，从此，非洲约翰长老过的说法更为流行。为了自圆其说，和之前的亚洲故事对接，欧洲人甚至炮制出了长老约翰从亚洲平原被成吉思汗击败后，神秘前夕到自己“位于努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省份”，以避免“蒙古人从第一印度对他进行偷袭”。

    15世纪，埃塞俄比亚的特使偶尔还能造访欧洲，每一次都受到隆重的接待，这让埃塞俄比亚人深感困惑，但能够受到如此礼遇，还是让他们颇感荣幸。

    寻找长老国——葡萄牙人东进的特殊动力。

    后世广受赞誉的“航海家”恩里克王子，除了热衷收复耶路撒冷之外，他也孜孜不倦于寻找约翰长老国的宏大计划

    作为从光复运动和十字军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国家，葡萄牙一贯对哈喇有着根深蒂固的仇恨和敏感，对欧洲盛传的“长老约翰”故事更是全国从上到下，深信不疑。所以当这个国家完成国土光复，在15世纪中叶开始谋划向海外扩张和探索时，找寻长老约翰，并与其联盟，共同击破哈喇，便成为了历代葡萄牙君主在远航舰队杨帆出发前一再向航海家们嘱咐的关键主题。

    有名的航海家恩里克王子，更是对寻找约翰长老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当葡萄牙人探明西非的巨大海湾（几内亚湾）时，他们迅速把这里命名为“埃塞俄比亚湾”，当他们在西非海岸看到黑皮肤的土著居民时，又想当然的认为他们都是约翰长老的臣民。于是，他们沿着非洲西海岸近乎痴迷的不断寻找和这位伟大君主进行直接接触的机会。在那些后世被当作航海家勇气见证的航海家石柱上，都铭刻着“葡萄牙基督徒都在热切寻找长老约翰”的字迹。

    1486年，为了寻找长老约翰，葡萄牙王若昂二世派出心腹深入非洲内地，1507年，葡萄牙和埃塞俄比亚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并进一步考证埃塞俄比亚就是长老约翰的国家。

    至此，约翰长老的国家已经不再“虚无缥缈”，但这种蜜月关系并未维持多久，1530年代，埃塞俄比亚遭到哈喇的袭击，国家陷入动荡，不得不向葡萄牙人求助。1543年，葡萄牙人帮助埃塞俄比亚复国，但国土大为缩小的埃塞俄比亚已经不再是之前那个广袤万里的大国，而摸清楚此地真实生产水平的葡萄牙人，对其的崇敬也大不如前，在后期甚至深刻牵扯到了埃国的内战之中。长老国的神秘、富饶的传说，在已经探索了世界各处的欧洲人心目中渐渐褪色，最后只能存在于文学作品，乃至儿童作品之中，成为一个类似“亚瑟王与圣杯”一样的中古老梗，供人炒冷饭发挥了。

    探寻远方的动力——约翰长老国传说的意义。

    从中古到近古，欧洲人对约翰长老的幻想，对约翰长老国的位置经历了多重变化，其中既有荒诞不经的中古转码扭曲，也反映出随着时间推移，欧洲对外部世界认识的理性化和去魅化。在中古时期，约翰长老曾经代表着富裕、神秘和未知的世界，满足了欧洲人浪漫化的远方想象和对寻找基督教盟友的心理需求，勾起了他们无限的热诚和兴趣。正是在这种动力的驱使下，欧洲人逐渐完成了对中东、内亚和东非的探险和发现，可以说，虽然约翰长老的故事本身不值得推敲，但它确实影响，并深刻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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