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现在还想赚钱吗？”

        张天元问道。

        “想，做梦都想啊。”

        小伙子急忙点头道，他知道自己遇到了贵人，毕竟张天元开的车，可比林楠的车更好。

        “不瞒你说，我也是做古董生意的，如果你想赚钱的话，可以先跟我身边，最起码让你可以得到合法的居留身份，还能让你过上比工地体面又安全的生活。”

        张天元来美国之后，身边一直缺这么一个打下手的人，平日里干点重活什么的，也算是帮了这小子了。

        如果这小子真有心，跟着他那是能学到不少东西的，将来这身份，再去追求林楠也不是不可能。

        至于那个昏迷的林楠，张天元也是要弄醒的，不然林楠藏得那些好东西可弄不到手啊。

        “师父在上，请受徒弟一拜！”

        要说这刘金宝也是聪明，听到张天元的话，就立即领悟到了什么，竟然在车上就要下跪。

        “下跪就免了，这可是车上，倒是你身上戴着的那两枚铜钱，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卖给师父？”

        张天元问道。

        “师父啊，你居然还要买，要我说，他就应该拿那个东西作为拜师礼。”李云璐瞪着眼睛说道。

        “别胡说！”

        张天元瞪了一眼李云璐道。

        他可不是假模假式的，而是真得不好意思白要别人的东西，买下来倒是可以的。

        “师父在上，徒弟愿意将这东西给您。”

        刘金宝觉得，既然要改变自己的人生，那总得付出点代价吧，如果什么东西都不愿意付出。

        那也太不真实了。

        张天元接过东西，随手取出了一千美金给了刘金宝道：“说了不能白要就是不能白要，这些钱你拿着吧，买身衣服，以后跟着我，也不能穿得太丢人了。”

        刘金宝想要推辞，却被张天元一句话给堵回去了：“不收钱就别认我这个师父了。”

        直到刘金宝不吭声了，张天元才拿着那铜钱仔细鉴别了起来。

        “没错，真得是它！”

        这个时候，拿在手里自己鉴别之后，他终于得出了最终的结论。

        这对铜钱，应该是三国时期孙权造出来的钱币。

        公元222年，孙权依靠江南豪族割据东南半壁江山建立了吴国。

        229年，他正式称帝，设置郡县、设聘百官，安抚百姓，“铸山为铜，煮海为盐”，政治逐步趋向稳定，经济也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在乱世中把个霸业经营得有声有色。

        但他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是人丁缺乏、财政困难。

        东汉末年先后爆发的黄巾军农民起义和董卓之乱，把个汉光武帝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汉代祖业搅得“周天寒彻”，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孙权虽然也和曹操一样实行屯田，且规模很大，仅次于北方的曹操，以这种边耕边战的军屯方式解决军民的生计问题。

        但连年军阀混战，“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社会的运转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边缘。

        孙权的地盘上虽然有六合的冶山、扬州的大小铜山，不缺资源，但缺劳动力，尤其是从事开采和冶炼这些重体力的劳动力。

        孙权曾派手下大将卫温去宝岛，不是去占地盘，而是掳掠劳动力，可见当时缺人缺到何种程度。

        人少，盘剥对象也就少，造成东汉末年各个割据势力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财政困难，整个社会闹钱荒，货币市场出现了五花八门质量低劣的“恶钱”，如董卓的“榆荚钱”，还有民间的减重五铢、剪边五铢、侵轮五铢等等，总之就是尽量把一个钱变多个使用。

        靠铸大钱解决财政困难的，首先是三国中实力最弱小的蜀国，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刘备攻打益州，为解决军需，铸“直百五铢”。

        用铸造两个五铢钱使用的原料铸出的钱，却要当五铢钱的一百倍使用，这实在和抢钱无异。

        不过，首先发明这种把一个钱变着法当若干钱使用的“面值货币”的人，并非刘备，而是王莽。

        王莽在西汉居摄二年第一次改革货币，发行了大钱、契刀、错刀三种大面值新货币，分别折合五铢钱五十、五百和五千，此后多次“币改”，各类大面值货币改头换面，却始终存在。

        当时有批评者指出，他铸造的大钱“大泉五十”重不过十二铢，却要当五十倍使用，因此王莽的货币改革被人贬为“瞎胡闹”。

        由于钱币不断减重，相邻的蜀地又通行起虚值当百钱，铸造自己的货币成为吴国当务之急。

        《三国志·吴志·孙权传》有两项记载：一是“(嘉禾)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二是“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

        就当时来看，孙权至少铸造过这两种钱。

        孙权的“大泉当千”是继王莽之后铸造的又一虚值大钱。

        目前所发现的“大泉当千”钱，最早的铸于公元238年，最晚是公元246年，早期的较重，也不到三十五铢，后期的则不足二十铢。

        历史上往往钱币减重或者大额钱币的出现，都会引起私铸(投机行为)。

        刚开始，官方铸造的“大泉当千”径一寸四分，重十六铢，还比较规矩，像个样子。

        后来，你也铸，我也铸，一发不可收拾。

        而私铸钱更恶劣，有缩量的，有减重的，恶劣到家的甚至有铸出来的“大泉当千”钱只比普通五铢钱大一点，重一克多，却要当一千个普通五铢钱用。

        ***间更有仿制盗铸的“大泉二千”、“大泉五千”钱，造成今天泉界收藏的“大泉当千”版别繁多，五花八门。

        事情到了这一步，不闹出恶性通货膨胀才见鬼了。

        据说当时有些商贩们根本不敢收铜钱，索性恢复了物物交换。

        值得一提的是，张天元手里的这枚“大泉当千”，是在洛州省登封县的一家废品收购站拣选的。

        这是刘金宝的爷爷收来的。

        登封在中原腹地，属曹魏地盘，离魏国的国都洛阳很近。

        令人称奇之处正在于此，“大泉当千”怎么会跑到敌国的腹地来?

        一个解释是，当时“大泉当千”铸造的数量很大，难免有漏网之鱼;

        另一个解释是，当时各个敌对政权之间贸易往来还是比较频繁的，铜钱实在太重，如果有大宗交易，一个钱当一串钱花的大钱携带方便，偶尔用一个，也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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