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扈人南侵，天宣帝及满朝文武卑膝乞和，不惜允下数以千万计的金银赔偿，搜刮汴梁全城犹是不足，便以宗室女眷及后宫妃嫔折抵——缨云迄今犹觉这事荒谬之极。

  而她身为宗室之女，当时即便没有成行，但有如羔羊一般被至亲之人下令囚禁在宫室之中、想着随时会被送往虏营，那种种屈辱以及绝望无助，令她迄今都难以忘却，还不时会从噩梦中惊醒。

  当时的绝望无助有多难以忘怀，就注定了当时被救出王府有多刻骨铭心。

  对当时还是情窦初开的缨云而言，情愫一旦种下，今生便无拔除的可能。

  然而徐怀与楚山众人统领兵马越是立下赫赫功勋，却越发受到朝堂士臣的猜忌与排斥。

  缨云她身份敏感，特别是皇叔绍隆帝登基之后，她心里更清楚此生与徐怀终成眷属的希望更是渺茫，只能将睠恋深深埋藏心间，默默关注着楚山的一切。

  逃京事变之后，虽说埋藏内心深处的蜷恋一度活跃起来，但是司空府掌控朝野，与她自小养成的忠于宗室及赵氏王朝的观念，又发生激烈的冲突，令她内心陷入矛盾之中难以自拨。

  当然了，真正动摇她固有观念的，还是宗室及赵氏王朝自身的腐朽、无能。

  她侥幸逃脱大难就已经够刻骨铭心了，数以千计的宗室子弟被掳往漠北承受种种非人折磨不断有信报传回，也深深冲击着她的内心。

  更不要说中原亿万百姓所承受那些惨绝人寰的苦难了。

  不管士臣及士绅群体如何抵触、排斥，但楚山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的活力，却又是谁都无法遮掩的事实。

  取而代之已是大势所趋，更关键的则是如何尽可能减少或避免这一过程所带来的残酷与血腥。

  缨云这时候发现她不再需要掩藏内心的睠恋，发现自身的命运可以与更稳定有序的过渡结合起来，就大胆的站了出来。

  这也令她内心的情感就像火山熔岩一般激烈的喷发出来。

  大婚相聚相守才短短数日，当然不能慰藉十数年如一日的睠恋。

  从汴梁残城出来，缨云随徐怀住进东城外的军寨之中。

  细雨淅沥不止，将那游历残都所带来的哀伤抛之脑后，帐帏之中抵死缠绵，灵肉交融之际，恨不能将有如少女的娇嫩躯体揉入徐怀那雄壮厚关的胸膛之中，承受着有如狂风暴雨一般的鞭挞，直觉灵魂深处都在剧烈的抽搐着。

  史轸等人也是知情识趣，他们先往荥阳等地视看地方民情，三天之后与抵达汴梁的韩时良一起进入汴梁城东的参见徐怀，商议军国大事。

  这时候范宗奇率领史琥、蒋昂、邬散荣、徐惮诸部四万骑兵及马步兵，经井陉西进河东，与唐盘所率领的京西行营主力会师，成功收复仅剩千余敌军驻守的太原，前锋兵马则在徐惮、蒋昂的率领往岚州、忻州境内杀去。

  目前能明确的就是镇南宗王府也没有固守岚州、忻州的决心与斗志，人马正大举往更北面的朔州以及雁门关外逃跑。

  一切都顺利的话，今年六七月除了能收复包括岚州、忻州、雁门关、府州在内的河东路全境。

  考虑到西路虏兵实力尚存，再加高峻阳高氏态度暧昧不明，王宪、顾琮率河洛行营及东川军主力杀入关中后，主要收复渭水中下游沿岸的城池，暂时还不会急于西进、收复秦凤路、熙河路等失地。

  韩时良所部龙武军主力已经完成淄州、齐州等地的收复，目前主要驻扎在齐州、淄州。

  收复作战历时近一年之久，此时可以说暂告一段落，但收复作战的重心在东线，在对东路虏兵主力的围歼，司空府所辖精锐兵马，包括以龙武军为主的徐州行营主力在内，都集中在东线，河洛行营也被大规模抽调精锐战力。

  下一步要收复关中以西的秦凤路、熙河路，作战重心将要从东线转到西线，涉及到主力作战兵马的大规模调整以及粮秣军械等物资的调配，同时新收复地的统治也亟需恢复，地方凋敝之极的民生亟待救济——这也是徐怀此次在汴梁召集将吏商议军政的重点。

  唯有新收复地的统治秩序恢复起来，农耕生产有一定程度的恢复，才能支撑后续纵深更为广泛的作战需求。

  要不然的话，一切粮秣物资都从荆湖及江淮调运，横跨整个河淮、河东以及关陕地区，支撑大军杀入阴山南北以及陇右、河西，代价过高不说，不确定性因素也极多。

  恢复对新收复地的统治，司空府大部分人都主张遵循旧制，最多在传统的路司基础之上，普遍设立统揽全局的制置安抚使，以便能更快的恢复地方统治及生产。

  大越立朝之初，也是承袭前朝旧制，将全国分为十三道，之后又改为两京十道，后续废道制改为路制，陆陆续续将始定天下的十五路，增设至天宣年间的天下二十四路。

  虽说大越行之百年的路制，有效防范了地方擅权割据的可能，但同时也将相对前朝原本就狭小太多的疆域切割得太零碎，对地方制衡也太过了，行政效率极其低效。

  这些年来，大越看似实行了路、州、县三级行政结构，但对路司权力限制太过，除了路一级四大监司机构之间相互制衡外，对所辖州县的管理、统制权力也一再被削弱，中枢基本上还直接插手州一级的军政事务。

  现在就算各地普遍设立制置安抚使，也很难实现真正的三级行政统治结构。

  徐怀后续一定会继续推进工造体系的大发展，新的生产模式，以及后续将陆续贯穿全域、新的砂石路交通体系，将令中枢对地方的管理、控制能力得以大幅度的加强。

  倘若还继续实施切割一方、过度压制地方集权的旧制，就不合时宜了。

  徐怀想着在新收复地，先一步到位实施有利地方集权的行省制。

  这也是为帝国将来更大疆域的扩张做准备。

  行省制也并非徐怀完全空想。

  早在魏晋时期，中枢执掌尚书省、中书省或门下省的重臣出镇地方，会在地方设立行尚书省（台）等机构总揽一地军政事务。

  隋朝初年甚至短暂的设立过淮南行台省。

  徐怀计划将京东东路及京东西路大部置齐鲁行省，省治淄州临淄；将河东路改置河东行省，省治太原；将原陕西五路并置陕西行省，省治京兆府万年县（今西安）；将河北路改置河北行省，新收复的燕州、蓟州等故地，也都并入河北行营管辖，治燕州府淅津县。

  同时徐怀还计划将河洛、京西、京南行营辖区，与南阳、汝蔡等地合并一个大的河南行省，归司空府直辖，治南阳府泌阳县——而京荆路撤消之后，荆州及南蔡等州县，重归荆湖北路。

  江淮、荆湖等地暂时不推行行省制，避免阻力太大。

  不过，除了齐鲁行省所辖的京东东路及京东西部大部分地区受战争摧残极其严重，亟急一个强有力的行省机构推动地方生产恢复外，河北、河东以及陕西，还将同时承担后续主要的作战重任，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行省机制，统辖辖区的军事资源。

  而汝蔡、南阳以及河洛、京西及京南地区，原本就是司空府的根基所在，合并设立一个大的河南行省，与新设立的河北、河东、齐鲁及陕西行省归由司空府直辖，在世人看来都是徐怀加强司空府集权、加快禅让进程的一个关键步骤而已。

  行省依旧设立制置安抚使、转运使及提刑使分掌军事、民政及刑狱等事，看似跟旧制没有太大的区别，遇大事仍然需要三使会商，但行省三司可以依照律令自行决策地方事务，不需要请示中枢。

  除了州县主政官员仍然由中枢直接任命、实期进行轮调外，其他官吏的选拔与任命以及调动，都可以由上级机构负责决定。

  四大行省设立之后，主要军政官员的任命，不仅决定后续的战事安排，还将在一定程度决定帝国后续的权力格局。

  目前韩时良率徐州行营主力在收复京东东路绝大部分城池之后，此时驻留在齐州、淄州休整，自然是齐鲁行省制置安抚使的最佳人选——徐怀也希望使韩时良率龙武军治理齐鲁行省以表示对他及韩氏的信任。

  “时良虽年近六旬，但犹有统兵征战之能，愿为使相效开疆辟域之劳，而非碌碌无为徒居高位，”大帐之中，韩时良坐于徐怀的左首，声音沉郁的说道，“而时良效命司空府之初衷，也是希望有朝一日能附骥尾而致千里也，请使相赐时良开辟疆土之荣名也……”

  除了徐怀当年从朔州南返，在汴梁与韩时良匆匆见过一面，彼此留下不算太深的印象外，之后这些年哪怕是同为一殿之臣，却一直都没有机会相见。

  这些年来韩时良即便因为追随当时还是鲁国公的绍隆帝以及杨茂彦等人去了魏州，被彻彻底底打上了潜邸系的烙印，但他内心深处对潜邸系众人并没有什么认同感——他这些年也是潜邸系内部默默坚持抵抗路线、坚持与中枢合流，反对分裂的核心或者说灵魂人物。

  逃京事变后，潜邸系受到重创，韩时良宁可被当时已大权独揽的司空府孤立，也决意留在抵御赤扈人的第一线，而不是与韩氏退往浙西图谋割据。

  那时候韩时良还没有想过要直接投附司空府，还想着不管怎么说，绍隆帝对他都有知遇之恩，他想着自己最好的结局，大概是交出兵权，归隐田园，以全身后之名。

  却是颍州大捷之后，韩时良才改变初衷，不惜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选择直接投附司空府，除了希望进一步加快收复中原的进程外，他内心深处也渴望有朝一日能重现汉唐荣光，将西域、辽东、漠南等等，都纳入帝国的疆域中来。

  他宁可为此马革裹尸于沙场之上，而不是留在腹地，做一个避免不了会被猜忌的权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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