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再探讨领导者在逆势之下避其锋芒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暂时保全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正是这个道理。但是仅仅停留在避锋保身的阶段是很难有翻身的机会的，所以避锋的同时要主动创造条件去找机会，这样的“假退”才是积极的、有意义的。

武则天时代，对于宰相一直采取残酷打击的政策，大都罗织罪名，以酷吏加以制约与镇压，使这批世袭贵族、豪门，尤其是李唐时代的功臣勋旧，遭到了重大打击。

锋芒，刀剑等器的刀口和尖端，引申为人的才干显露在外表。一个人的才智过高，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也会使人产生逼人的感觉，如刀如锋，会使人油然生出一种距离感，或产生回避、逃遁的心理意识，甚至成为你的阻力，成为你的破坏者。因为人从根本上讲是趋弱去强的，所以当人处在少壮年轻的时候如锋芒太露，就会丧失掉一些机会和朋友，就会延长成功的距离。等到你明白这种道理时，已经事过境迁，悔之晚矣。正应了“万事古难全”、“盈则损、直则折”这些话，弱者有弱者的不幸，强者有强者的不幸，而人生就在这幸与不幸之间。

公元684年9月，武则天临朝称制，公元690年即位称帝，在位16年。自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至长寿二年（公元693年）10年之中，共有宰相46人，被杀、自杀、被流放者几乎占全数70%以上，比之汉朝武帝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长寿元年一月，也是恐怖政治达到高潮的时期。武承嗣——来俊臣联盟达到鼎盛。

由于武则天临朝称制、称帝已有十多年，李唐贵族势力已遭到重大打击，则天两个儿子中宗与睿宗已被“束之高阁”。因此，武则天侄子仗着武姓宗族与亲信的便利，开始着手建立武姓王朝的准备，武来联盟乘着铲除李唐旧臣的机会，一方面试探恐怖集团人物的力量强大与否，一方面借巩固消灭旧势力集团的成果，再次把行动矛头指向七位素享声誉的大臣。

这7人是三位宰相：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四位大臣：司礼卿崔宣礼、前文昌左丞卢献、御史中丞魏元忠和潞州刺史李嗣忠，而尤以狄仁杰、魏元忠最卓声望，是朝臣中李唐贵族的领袖级人物。

武来联盟打出的寻罪王牌仍如同以往构陷他人一样：谋逆罪。这正是武则天最为忌讳、最为警觉、也最具杀伤力的罪名。

来俊臣亲自主审狄仁杰，他首先进行诱供，说，如果狄宰相首先承认犯罪事实，就可以免死罪，还可免除酷刑。来俊臣残酷的刑讯逼供，天下尽知，尤其是惩罚大臣之重，更是令人毛骨悚然。

狄仁杰当然深知来俊臣用刑的残毒，就来了个缓兵之计，首先承认犯有谋反大罪，但内容非常空洞，没有所谓的谋反事实。大而化之是狄氏“认罪”的原则，为以后翻案作准备，这是他的过人之处。狄仁杰说：“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仅仅作为李唐旧臣，就对“大周革命”有谋反之罪，显然是自欺欺人的被迫之辞。来俊臣根据以往经验，只要承认反罪就行，其他再说，就坐等则天皇帝批斩或北流。

但狄仁杰并没有坐以待毙，他在狱中还晓以大义，进行策反活动，在人身自由稍有改善之际，就以书信秘缝于棉衣中，送达家人，让儿子狄光远上书鸣冤。

实际上，武则天以酷吏制旧臣，其中冤假错案何止千万，武则天早经了然于心，但根基未稳的非常时期，她便听之任之；一旦天下进入正常运行轨道，君臣和睦、上下一心的局面当是武氏时代、武氏王朝能够昌盛、延续的重要条件，这一点她也是知道的，因此，假装从前受到蒙蔽的武则天抛出“掩耳盗铃”伎俩，借此案祭出“仁慈君主”手段，对来俊臣把持的监狱系统进行审查。

武则天首先在宫中召见来俊臣，问狄仁杰所称“谋反罪”是否是酷刑逼供得来的，遭到来氏断然否认，认为他们都处之甚安，朝衣朝冠都披戴在身，根本没有用刑。

武则天此举是“打招呼”，是告诉来俊臣不可过分行事：我已知道监狱中的残酷行径，以前只是不明言而已；现在若再如此，我还是要管的。随后，武则天又派使者通事舍人周琳到狱中巡视，虽然来俊臣的淫威使周琳在狱中望而却步，但狄仁杰等臣还是被去掉囚衣，披上朝服，等待检视。

虽然周琳之行没有取得什么结果，但它散发出来的政治信息使两方面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态度：狄仁杰等人知道武则天已动恻隐之心，知道女皇帝已对监狱刑讯逼供产生了怀疑，就更加起劲四处活动，寻求更多的同情与支持；来俊臣之流则是慌了手脚，看出武则天的不满。于是也加紧活动，恫吓朝臣，极力掩盖真相。

武则天既然已有变通监狱中大臣命运的想法，就需要一个朝臣的奏章和谈话作为引子，让话从他们口中说出，自己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以便不给群臣完全改变从前的决定、朝三暮四、出尔反尔的口实，这于皇帝尊严是非常有害的；而且对于突然之间改变朝臣生死命运，也必须给他们恩重如山的感觉，否则反而生怨，起不到效果。

正好这时有一个八九岁的小奴隶的上书给了武则天以契机。这个姓乐的小孩采取“以毒攻毒”的策略，以告密来反告密，因为只有告密者才能得到武则天亲自的接见。小孩在武则天接见时放胆畅言，指出了来俊臣制造的惨无人道的冤案遍地，武则天于是决定亲自讯问狄仁杰，于是此案得以真相大白。

后来的故事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断出：武则天以圣明的样子决定，从宽处理七大臣，武则天在朝座之上，堂而皇之地对群臣说：“古人云以杀止杀，我今以恩止杀，就群公乞（任）知古等，赐以再生，各授以官，伫申来效。”于是，此案得以戏剧性结局，七大臣居然全部保全了性命。

从狄仁杰的经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假退”、“实进”有时并非自然地成为因果关系，需要两手都要抓，而且两手都要硬。

古今中外的隐藏的目的，其更明显的共同之处是成熟时机的到来。时机不成熟就贸然行动，不但会使隐的功夫和成果毁于一旦，更会使规划好的宏图大业的目的暴露于敌人的火力之下。弄到这种地步，不但永远“高”不上去了，连“心”也会被彻底摧毁。所以，不但“心高不气傲”是一种策略，而且连这一策略的使用也需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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