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领导者刚愎自用，认为听取别人即使是合理的、善意的意见也是对个人尊严和威权的损害。其实正好相反，能够及时听取别人意见的人，才能灵活而正确地看待及处理各种问题，才能撑得起场面。

君主亲自听政、定期视朝，本是我国古代旧制，清初，顺治皇帝采纳给事中魏象枢等人的建议，定逢五视朝的制度，平时则不定期地到乾清门听理政务。康熙帝除坚守逢五视朝的定制外，并将御门听政作为一项经常性制度来执行。由于逢五三日常朝礼仪隆重，一般是臣下参拜、升转各官谢恩、贡礼行礼等例行礼仪，并不研讨具体政务，故康熙在常朝之后仍去乾清门听政，御门听政成为康熙接见臣下处理日常政务的最主要形式。

康熙热衷御门听政，既是反对权臣鳌拜的需要，也是对辅政时期政治的重大改进。因为在辅政时期，诸司章奏都是到第二天看完，而且是由辅政大臣等少数几个人于内廷议定意见，其他大学士不能参与其事，鳌拜等人便借机将奏疏带回家中任意改动，以达到结党营私的目的。而御门听政则使年轻的康熙皇帝走出内廷这个狭小的圈子，可以与朝廷大臣广泛接触，从而考察其优劣，亦可团结他们，取得支持，增强铲除权臣的勇气和信心。听政时，康熙与大臣们直接见面，共商国事，而且官员比较广泛，包括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从而对辅政大臣的行为形成某种程度的制约，对某些擅权越轨行为也能及时发现和制止。

康熙发现，自己每天早起听政，而部院衙门大小官员都是分班启奏，甚至有一部分作数班者，认为“殊非上下一体励精图治之意”，便于二十一年（1682年）五月颁旨规定：“嗣后满汉大小官员，除有事故外，凡有启奏事宜俱一同启奏”，无启奏事宜的满汉大小官员亦应同启奏官员一道，每日黎明齐集午门，待启奏事毕方准散去；有怠惰规避，不于黎明齐集者，都察院及科道官员察出参奏。但官员们贯彻起来确实有困难，他们不比皇帝，就住在乾清门旁边，他们“有居住僻远者，有拮据舆马者，有徒步行走者，有策蹇及抱病勉行者”。由于需提前齐集午门守候，他们必须每天三更即起，夜行风寒，十分辛苦，以致白天办事时精神倦怠。后经大理寺司务厅司务赵时揖上疏反映此情，康熙深为感动，立即采纳，于九月二十一日重新规定：每天听政时间向后顺延半个时辰，即春夏七时，秋冬八时，以便启奏官员从容入奏；九卿科道官原系会议官员，仍前齐集外，其他各官不再齐集，只到各衙门办理事务；必须启奏官员如年力衰迈及患有疾病，可向各衙门说明后免其入奏。此后又罢值班纠劾失仪的科道官员，以便官员们畅所欲言；年老大臣可以“量力间二三日一来启奏”。

官员们也担心康熙每天早起听政过于劳累，一再建议更定御门日期，或三天或五日举行一次。但康熙认为：“政治之道务在精勤，厉始图终，勿宜有间”，如果做到“民生日康，刑清政肃，部院章奏自然会逐渐减少。如果一定要预定三日五日为常朝日期，不是朕始终励精图治的本意”，因此对臣下们的好意婉言拒绝。

康熙理政十分认真，各部院呈送之本章无一不尽览，仔细批注，即使其中的错别字都能发现改正，翻译错误之处也能改之。章奏最多时每天有三四百件，康熙都“亲览无遗”。由于亲阅奏章，他对臣下处理政事敷衍塞责、手续繁琐等作风都能及时发现，并予解决。

针对一事两部重复启奏的问题，康熙令会同启奏，不仅简化了手续，有利于提高效率，而且经两部协商讨论后，所提建议往往更实际，不至舛错。

总体而言，康熙继承和发展的御门听政制度，对及时了解下情，发挥群臣智慧，集思广益，使国事决策尽量避免偏颇，政务处理迅速及时，对保证封建国家的统治效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是康熙朝政治生活的一大特点。

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封建王朝，清廷一开始就面临着与土著汉人之间的民族矛盾问题，特别是在顺治年间曾形成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抗清运动。这场运动虽以清王朝的胜利而告终，却给予新兴的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使清朝统治者认识到：要想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且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站稳脚跟，就必须重视满汉关系，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在这一点上，康熙的作为值得称道。

可以说，正是由于康熙帝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使得他能及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对一些重大问题有正确的认识，这是清朝在康熙治内迅速走向强盛的主要原因之一。

何谓撑得起场面？也就是领导者能够始终把局面操纵在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能够听得进意见的人，可以使下情上达，可以开拓思路，可以从众议中找到最好的方法，总之，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手段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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