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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其所好,方可缔结联盟


  最聪明的领导学问并不玄奥,往往表现在与周围人相处的艺术当中。比如对于特殊的人,须灵活掌握用法与用思的尺度。

赵匡胤标榜执法如山,不尚私情,实际上,这仅仅是对那些普通将校和广大士卒而言的。而对那些高级军官特别是自己所赏识的爱将,却常常确如他自己所说,是“不吝惜爵赏”的。宋仁宗时,朝臣贾昌朝曾评论说:“太祖所命将帅,率多攀附旧臣、亲姻、贵胄,赏重于罚,威不逮恩,而犹仗神灵,禀成算,出师御寇,所向无敌”。这段话说得有些偏激。在贾昌眼里,这些将帅有如木偶,打起仗来上靠神灵保佑,下靠赵匡胤既定的战略战术,只需要伸手拾功就可以了。这当然是吹捧赵匡胤的溢美之辞,但他说的“赏重于罚,威不逮恩”,倒是说出了几分真相。的确,赵匡胤对武将一般来说是采取宽容和姑息的态度,让他们醉心于良田美宅、歌乐舞女之中,从而淡化他们对皇权的威胁。

建隆三年(公元963年)三月,禁军控鹤右厢都指挥使尹勋,监督丁夫疏浚五丈河,因督责过严,导致陈留等地的丁夫夜逃。尹勋恼羞成怒,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私自捕获带头逃跑的10余名队长,并将其全部斩杀,又追捕逃亡四散的70余名丁夫,将他们全部削去耳朵。这种残暴行为引起公愤,众多蒙冤者诣阙上诉。兵部尚书李涛气愤不过,抱病上奏,力请赵匡胤斩杀尹勋以平民愤。李涛家人极力劝阻,担心他加重病情,李涛断然不听:“我身为兵部尚书,知军校无辜杀人,岂得不论!”

赵匡胤对李涛的上书,一面表示赞赏,慰勉有加,一面却认为尹勋一向对赵“忠勇”,只宜“薄责”,而不宜处以极刑,结果,仅把尹勋调任为许州团练使了事。

同年十二月,禁军龙捷左厢都指挥使,江州防御使马全义长期患病。病重之时,赵匡胤关怀有加,“日遣医诊视,中使劳问不辍”,表现出超乎常情的爱护。之后犹嫌不足,又向他下了一道密旨,许诺他病情一旦好转,将授予他“河阳节钺”。当时马全义已气息奄奄,本没有当真,只叩头称谢而已。是月,赵匡胤果不失信,授予他镇国节度使一职。不久马全义病逝,赵匡胤十分悲痛,遣人将其七岁的儿子召入宫中,特意赐名,补西头供奉官,并对其全家进行优厚的抚恤。

乾德四年(公元966年)十月,兴州刺史王晋卿调任汉州刺史。王晋卿在兴州期间,正值多事之秋,全境“寇盗充斥”,治安状况严重恶化。王晋卿严修武备,全力缉捕“盗贼”,境内渐至太平,“剧贼无敢窥其境”。这位地方军事长官抓治安不遗余力,但贪财敛货也魄力十足,搜括百姓的名声传到了赵匡胤耳里。赵匡胤竟然念其有才干,对此充耳不闻,只是易地为官而已。

大将王全斌、崔彦进、王仁瞻是平蜀的主要功臣,仗是打得漂亮,可是抢劫金帛女子也一点都不含糊。后蜀刚下,即有蜀国臣民告御状投诉。乾德五年(公元967年),赵匡胤将王全斌等人召回,在查实了他们豪夺女子玉帛、擅发府库、隐没货财等严重违法行为后,下令御史台召集群臣议罪。经过整整一天的讨论后,一致认为,对这几位严重违法的大将,应当依法处以极刑。

赵匡胤斟酌再三,没有采纳大家的意见。最后的处理结果是:1.特赦其死罪;2.给予降职处分;3.将所受子女金帛归还其主人。这样的处理,其实还是考虑到后蜀刚下,需要抚慰民众情结的结果,换一换境地,或许就不当一回事了。果然,待到南唐平定后,赵匡胤便又将王全斌升为节度使,还安慰他说:“朕江左未平,虑征南诸将不遵纪律,故抑卿数年,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还卿节钺。”可见赵匡胤为了笼络武将,不惜以法徇情。

原禁军高级将领赵彦徽,在后周时是赵匡胤的同事,赵对他“以兄事之”。因在陈桥兵变中支持了赵匡胤,所以在宋初一度出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后罢兵权,出任建雄节度使。赵匡胤对他典领禁军很不放心,但在其他方面待他却十分宽容。赵彦徽每次从藩镇归来,赵匡胤都要为他设宴洗尘,待遇不谓不高;赵彦徽嗜酒,逢酒必饮,凡饮必醉,长期醉酒,招来一场大病,为此,赵匡胤特意专程到家中探视,并赐钱百万。

赵彦徽节镇建雄,却“不恤民事,专务聚敛,私帑所藏钜万”,对于这样一位贪得无厌的“兄长”,赵匡胤尽管从内心鄙薄他的为人,但到底对他的种种不法行为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宽容态度。

对武将的纵容与姑息,有罪不罚,罚不当罪,以钱财作手段驱其效命,那潜在的意思是谁都明白的:只要不造反,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好了。

或许这正是赵匡胤的高明之处:武将可以不必通过流血冒险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谁还会干傻事,拿脑袋当赌注呢?可见,赵匡胤御人有道,做人有计。

须申明的是,特殊时期需要特殊的关系,特殊的关系需要特殊的手段来维系。所以,类似法外施恩、纵容姑息之类的做法是一面双刃剑,不可在平常拿来滥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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