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力也要讲究效率，借用什么样的人的力效率最高，就要在什么样的人身上下最大的力气。

先秦时期，有一位著名思想家叫荀况，他的文章《劝学》有这么一段脍炙人口的论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意思是说，登上高处，挥动手臂，在很远处也能看到；顺风呼叫，声音并不宏亮，但听的人却觉得很清楚。借助车马，不用使腿跑的很快，能行千里之远；借助舟船，不用水性多好，能渡过大江大河。君子圣人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只不过善于借助和利用客观条件罢了。

荀子的论述，形象生动，趣味横生，寓意深远。它揭示了社会竞争的一条重要谋略，即借助外力。社会是人群的集合，每个人都在孜孜以求，奋力拼搏，无数个体的竞争之力汇合起来，构成了巨大的社会力量。单独的个人力量与整个社会的力量比较起来，如沧海之一粟，高山之一草，毕竟太小了。要想做出一番像样的事业，就不能仅仅局限于自身，必须眼睛向外，向上，向下，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借为己用。

诗云：“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借力，有多种途径，而借助权威人物的力量，便是其中之一。

权威人物，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影响深远的人物，既包括那些握有大权的政治要人和掌握雄厚经济实力的强人，也包括无权无钱然而众望所归的人物。权威人物特殊的社会地位和深广影响力，使其能为人们的社会竞争提供莫大帮助。

东汉末年，汉室衰微，群雄并起。曹操在镇压黄巾军以后，有了一定的地盘和兵力，但还不足以号令天下。因此他想把在洛阳的汉献帝迎到自己占据的地盘——许昌。但是，有人反对。这时谋士荀彧见曹操，说：“过去汉高祖东伐时为义帝举哀而天下归心。自从战乱以来，将军首倡义兵，声讨董卓，已经表明了将军安定天下的志向。现在车驾旋轸，东京荒芜，在这时如能奉主上以从民望，秉至公而服雄杰，天下虽然有叛逆的人，一定不能奈我何。如果不快速决断，天子就要被别人夺走，那时就晚了。”曹操立即采纳了这个的意见，亲自到洛阳把汉献帝迎到许昌。曹操把献帝迎到许昌之后，在政治上占据了优势，汉献帝拜他为大将军。此后的数年时间里，曹操凭借汉天子的名义和威望，东征西讨，终于统一了中原。

魏晋时期大将司马懿也很会利用权威人物的力量。诸葛亮六出祁山，与司马懿相持在五丈原。司马懿根据蜀军乏粮的弱点，采取坚守不战的策略，诸葛亮派人给司马懿送去妇人巾帼，想激他出战，司马懿不上其当。可是，部将贾诩、魏平等人看到司马懿甘忍受辱，十分不满，说：“公畏蜀如畏虎，岂不被天下笑。”看到部下这种求战心理，司马懿十分不安，便向魏明帝写了一封信，请求魏明帝对前方战事做出明确指示，并暗示想以明帝的诏示，遏止诸将的激愤心情。魏明帝马上派人传谕勿战。于是，魏兵按兵不动，与蜀相持。不久，诸葛亮病故，蜀兵不战自退。

陈胜、吴广发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时候，也采用了借助权威人物之力的技巧。为了鼓动起义，他们抬出了扶苏和项燕这两块招牌。扶苏本是秦始皇的太子，由于在政见上和父亲相左，被派往北方蒙恬军中。九个月前，当秦始皇病死沙丘之际，扶苏的小弟胡亥和赵高勾结，发动宫廷政变，假造诏令，自己接了皇位，扶苏被处死。但宫廷政变纯系上层统治者的阴谋活动，当时一般人并不知扶苏真的已死。项燕原是楚国大将，和士兵关系较好。他早在秦统一前为秦军所杀，但当时人“或以死，或以为亡”，说法不一。扶苏和项燕，一为当今皇帝秦二世处死，一为秦朝所杀。把他们二人抬出来作为反秦的号召，实在是理想人物。陈胜找了两个人，让他俩冒充扶苏和项燕，借用他们的名字，进行反秦起义和夺取政权的思想鼓动，推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爆发。

对于借助权威人物之力的方略，历来贬多褒少。人们常用的形容词是“拉大旗，做虎皮”，投机钻营，寻找“靠山”。似乎非正人君子之所为。这是不公正的。固然，历史上的反动人物们，利用这一力略，做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像袁世凯之流，通过这一方略爬上社会高层，祸国殃民，为非作歹，万人痛骂。但这绝不是借力韬略本身的过错，而是被反动人物的阶级立场和罪恶本质所决定的。借助权威人物之力的方略，本身是中性的，没有阶级性，不是罪恶到顶的“尤物”。如同科学既可以被野心家用来作恶，也可以为人类造福一样。

因此，对于现代社会的竞争者来说，正确认识和对待权威人物的力量和作用，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要想成就一项事业，就必须正视权威人物的态度，必须赢得他们的支持，这样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否则就会在实践中碰壁，吃苦，跌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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